会议结束后，石匠铺的空气仿佛被抽紧，一种临战前的肃杀取代了往日的宁静。打谷场上的瞄准训练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更具针对性的战术推演和装备检查。
老耿、老马、张铁锤，加上我、刘老嘎，以及另外三名挑选出来的精干战士（两名八路军老兵，一名原国民党军侦察兵），组成了这次袭扰行动的尖刀小队。我们围在祠堂里那张愈发详尽的地图前，地图上已经用炭笔标出了黑石口据点的大致轮廓、已知的哨位、正在施工的区域，以及几条可能的渗透和撤离路线。
情报有限，大多来自交通员冒险抵近观察和周边村民的只言片语。我们知道鬼子在那里驻有一个中队部，实际兵力可能超过两百，配有轻重机枪和掷弹筒。强征的民夫有数百人，在刺刀和皮鞭下日夜赶工，据点已经初具雏形，土木结构的炮楼地基已经打好，环绕的壕沟也在挖掘中。
“我们的目的，不是攻坚，是放血，是捣乱。”老耿的手指在地图上划动着，“专打他们的痛处——监工的鬼子、技术工兵、还有物资堆放点。让他们睡不着觉，修不快工事！”
张铁锤补充道，语气带着他特有的狠厉：“动作要快，打了就跑，绝不能被缠住。利用好地形，大山和老嘎，你们是眼睛，也是刀子，负责拔掉最难啃的钉子，为我们靠近创造机会。”
任务明确，压力也随之而来。这是我加入八路军后，第一次以狙击手的身份执行主动出击的任务，目标不再是战场上面目模糊的敌军，而是特定的人员。那种潜伏、瞄准、决定他人生死的沉重感，再次清晰地浮上心头。
出发前夜，我去看二蛋。他靠在干草铺上，就着油灯微弱的光亮，正笨拙地缝补一件破旧的民兵训练服——这是他自己找来的活计，说是不能白吃饭。他的手指还不够灵活，针脚歪歪扭扭，但神情专注。
“哥，你们明天要出去？”他抬起头，眼神清澈，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担忧。根据地的消息传得很快，尤其是这种军事行动，虽然细节保密，但大体动向瞒不住人。
“嗯，出去转转，摸摸情况。”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显得轻松，坐在他身边，拿起另一件需要缝补的衣服，“你好好待着，听何卫生员的话，别乱跑。”
二蛋放下手里的活，看着我，很认真地说：“哥，你放心去。我现在好多了，能照顾自己。你……你们都要小心。”
他顿了顿，声音低了下去：“李排长他们……就是出去‘转转’没回来的……”
我的心像被针扎了一下。原来他什么都懂。我用力揉了揉他的头发，故作轻松地笑道：“臭小子，咒你哥呢？我们就是去给鬼子添点堵，让他们知道知道，这山里谁说了算！很快就回来。”
他看着我，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重新拿起针线，但明显有些心不在焉。
那一晚，我仔细擦拭着每一颗子弹，检查着步枪的每一个部件。老耿教的方法，万全总结的口诀，一次次在脑海中复盘。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的每一次击发，都关系到整个小队的安全，关系到能否完成拖延敌人、保卫根据地的任务。
第二天凌晨，天色墨黑，山风凛冽。我们七人小队在村口老槐树下集合。每个人都轻装简从，只携带必要的武器弹药、少量干粮和水。脸上用锅底灰和泥土涂抹，与暗夜融为一体。没有动员，没有誓言，只有老耿低沉的一声“出发”，我们便如同七道幽灵，悄无声息地没入了村外的山林，向着四十里外的黑石口潜行而去。
山路崎岖，但我们选择的是最隐蔽、也最艰难的路线。老马在前引路，他对这一带的山形地貌了如指掌。我和刘老嘎作为尖兵，与他交替前行，利用晨曦前最深的黑暗，快速而安静地穿行。
沉默的行军中，只有脚步声、呼吸声和装备偶尔摩擦的细微声响。每个人都绷紧了神经，耳朵捕捉着周围的一切。我的听觉再次高度集中，风声、兽嚎、甚至露珠滴落的声音，都在我的感知范围内，我必须从中过滤出任何属于人类的危险信号。
太阳升起，我们已深入敌占区边缘。行动变得更加谨慎，避开所有可能有人迹的小路，只在密林和岩缝中穿行。中午时分，我们抵达了预定的潜伏观察点——一处位于黑石口侧后方、可以俯瞰整个据点建设区域的高地。
透过茂密灌木的缝隙，黑石口据点的全貌展现在眼前。
那是一片位于山谷入口相对平坦地带的工地。一座土木结构的炮楼地基已经垒起一人多高，周围是挖掘了一半的壕沟，泥土堆积如山。大量衣衫褴褛的民夫在鬼子和伪军的监视下，搬运木料、石块，夯实地基。叮叮当当的敲打声、监工的呵骂声、以及骡马的嘶鸣混杂在一起，显得嘈杂而混乱。
鬼子兵穿着土黄色军装，三人一队，五人一组，在工地周围巡逻，机枪阵地设置在几个制高点上，黑洞洞的枪口警惕地扫视着四周。几个拿着图纸、指手画脚的，看样子是工兵或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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