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力部队远去的烟尘尚未在山道上完全消散，一种无形的、更加沉重的压力便如同山间的晨雾，悄然笼罩了残破的石匠铺。失去了那杆强大的定海神针，每一个留下来的人，都真切地感受到肩头上骤然增加的重量。这不是战斗时肾上腺素飙升的紧张，而是一种更为持久的、关乎生存本身的、沉甸甸的责任。
周卫国临走前的话言犹在耳：“这里的山，这里的人，就拜托你们了。”这不是客套，是托付，是军令。
短暂的送别沉寂后，魏书记用力拍了拍手，将所有人的目光吸引过来。他站在一块焦黑的巨石上，身形依旧瘦削，但脊梁挺得笔直，声音清晰地传遍这片废墟：
“同志们，乡亲们！独立团的战友们去执行更重要的任务了！从今天起，石匠铺的安危，石匠铺的吃喝拉撒，就得靠咱们自己了！咱们是吓不倒、打不垮的石匠铺人！房子烧了，咱们再盖！地荒了，咱们再种！只要咱们的心气儿不散，这石匠铺，就永远是咱们的家！”
没有激昂的口号回应，但一双双原本带着迷茫和不安的眼睛，渐渐重新凝聚起光芒。人们默默地拿起手边的工具——不再是枪，而是镐头、铁锹、扁担——重新投入到各自的工作中。一种无声的誓言，在焦土之上弥漫开来：扎根，像太行山上的石头缝里的荆条一样，牢牢地扎根在这片血染的土地上！
重建工作以一种近乎原始的方式，艰难地推进着。搭建窝棚是当务之急。张铁锤负责统筹指挥，他将所有能动弹的男劳力分成几个小组。一组负责上山砍伐合适的树木和荆条；一组负责清理废墟，收集还能利用的石块、木料和鬼子丢弃的破铜烂铁；另一组则负责在选定的避风向阳处，挖掘地窨子或搭建窝棚的框架。
我和赵虎带领的民兵队，除了日常的警戒和训练，也投入了大量的劳力。砍树是重体力活，碗口粗的树干，需要几个人轮流用简陋的斧头砍上大半天。手上磨出血泡，肩膀被磨破，是家常便饭。没有人叫苦，汗水混合着尘土，顺着黝黑的脸颊流淌，滴落在脚下的焦土里。
二蛋的身体恢复了些力气，也倔强地加入了搬运小组，帮着传递一些小件的木料和石块。何秀芹虽然严禁他干重活，但他总是闷声不响地找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做，比如给干活的人送水，或者帮忙整理收集来的、勉强还能使用的铁钉、绳索。他的沉默和坚持，让人心疼，也让人看到了这残酷环境中催生出的早熟与韧性。
何秀芹则带着妇女和老人们，负责后勤和更精细的活计。她们用收集来的破布、鬼子的帐篷布碎片，仔细地缝补成能够遮风挡雨的“门帘”和“屋顶”；她们在废墟里仔细翻找，任何一颗可能发芽的土豆、任何一捧未被污染的粮食，都被视若珍宝地收集起来；她们还组织起来，到附近相对安全的山坡、河沟边，采摘一切可以食用的野菜、野果，甚至剥取某些特定树的内皮，捣碎了混合那点可怜的粮食，以延长食物的消耗时间。
药品的短缺是最大的隐忧。何秀芹的眉头几乎没有舒展过。伤员们的伤口因为缺医少药，愈合极其缓慢，甚至出现恶化的迹象。她不得不更多地依赖孙郎中以前教她的土法，带领几个心灵手巧的妇女，漫山遍野地寻找替代的草药。金银花、蒲公英、艾叶……凡是有点消炎、止血、清热效果的植物，都成了她们搜寻的目标。回来后，她们就在临时搭建的、简陋的灶台上，用破旧的瓦罐小心地熬煮、炮制。草药的苦涩气味，常常弥漫在新建的窝棚区，那是生命在与死亡顽强抗争的气息。
几天下来，村口那片空地上，歪歪扭扭地立起了二十几个窝棚和地窨子。虽然简陋得遮不住太大的风雨，但至少给了幸存者们一个能够蜷缩身体、勉强栖身的“家”。当第一批窝棚完工，几户人家抱着仅存的家当，搬进去的那一刻，不少人眼眶都湿了。有了遮身之所，人心，才算初步安定了下来。
然而，生存的挑战远不止于此。粮食的危机如同悬在头顶的利剑。主力留下的那点粮食，在精打细算的配给下，依旧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减少。魏书记组织了几次小规模的狩猎和捕鱼，但收获寥寥，难以满足上百张嘴的需求。
“必须想办法搞到粮食，光靠省是省不出来的。”一次傍晚的碰头会上，魏书记揉着太阳穴，声音疲惫。
张铁锤盯着地上用木棍划出的简易地图，沉声道：“周边能搜刮的地方，之前都被鬼子扫荡过了，老百姓自己都难。除非……去打那些伪军控制的粮站或者运输队的主意。”
这个提议让窝棚里的气氛一凝。主动出击，意味着风险。
“我们现在人手不足，装备也差，硬打肯定不行。”赵虎摇头。
“不一定非要硬打。”我接口道，目光也落在地图上，“咱们熟悉地形，可以像之前袭扰中村那样，挑软柿子捏，打了就跑，抢一点是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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