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栓柱牺牲的噩耗，如同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将石匠铺刚刚燃起的微弱生机几乎再次冻结。训练场上，民兵队员们的动作带着一股近乎自毁的狠厉，每一次突刺都像是要将无形的敌人捅穿，每一次射击都倾注着刻骨的仇恨。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悲怆而压抑的沉默，连寒风似乎都识趣地减弱了呼啸。
二蛋变得更加沉默，训练时比任何人都拼命，那双清澈的眼睛里，沉淀下了一种与年龄不符的、混合着悲伤和坚毅的东西。他不再轻易说笑，只是默默地完成每一项训练，然后抱着他的枪，坐在能望见黑风沟方向的废墟上，一坐就是很久。
李分队长将这一切看在眼里。他没有用空洞的安慰，而是用更加严苛、也更加系统的训练，来引导这股濒临失控的悲愤。
“仇恨是火，能烧毁敌人，也能烧死自己。”一次战术演练间隙，李分队长召集所有队员，声音冷静得像脚下的冻土，“要把这股火，炼成钢！炼成能切开敌人喉咙的刀！蛮干，除了送死，没有任何意义！”
他开始引入更加复杂的协同战术训练。将县大队的战士和石匠铺的民兵混编，组成三到五人的战斗小组，指定小组长，演练如何在遭遇战中相互掩护、交替撤退，如何利用地形进行小组内的火力配合。
起初，磨合异常艰难。县大队的战士习惯了正规军的战术口令和配合默契，而石匠铺的民兵则更依赖个人勇猛和对地形的熟悉。口令理解错误、配合脱节的情况时有发生，甚至引发了一些小的摩擦和口角。
一个名叫大牛的县大队战士，性子耿直火爆，在一次演练中，因为一个民兵队员没有及时跟上掩护，差点让“敌方”（由另一组扮演）包了饺子，气得他当场就吼了起来：“你们这打的什么仗？跟没头苍蝇似的！”
那个被吼的民兵队员也是个倔脾气，红着眼睛顶了回去：“老子们就是这么跟鬼子拼过来的！不像你们，条条框框那么多！”
气氛瞬间紧张起来。
“都闭嘴！”李分队长厉声喝止，他走到两人中间，目光扫过所有人，“觉得自己的法子好？行！那咱们就看看，到底谁的法子更能杀鬼子，更能活下来！”
他不再强行要求融合，而是采取了另一种方式。他将训练内容细化，让县大队小组和民兵小组分别执行同样的战术任务，比如抢占一个制高点，或者防御一段隘口，然后进行对比和复盘。
结果往往是惨烈的。县大队小组行动有序，配合默契，以最小的代价和最快的速度完成任务。而民兵小组虽然个人勇猛，甚至不乏亮眼表现，但往往因为配合生疏、各自为战，导致“伤亡”惨重，或者贻误战机。
几次三番下来，不用李分队长再多说，民兵队员们自己也看出了差距。那股因为仇恨而滋生的、对“新方法”的本能排斥，开始慢慢消融。他们开始主动观察县大队战士的动作，私下里模仿、讨论，甚至拉下脸去请教。
二蛋成了沟通的桥梁。他年纪小，又是“自己人”，县大队的战士对他没有隔阂，而民兵队员们也愿意听他这个“福星”的话。他像一块海绵，疯狂吸收着李分队长和县大队战士教授的知识，然后又用自己的方式，耐心地解释给那些理解慢的民兵队员听。
“黑子叔，李队长说，冲锋的时候不能光顾着猛冲，要看着旁边战友的位置，保持三角队形，互相能照应……”
“铁柱哥，栓柱哥以前也说过，打枪要动脑子，算好提前量，不是光靠胆子大……”
他用王栓柱生前偶尔的只言片语，与李分队长的系统教导相结合，让这些朴素的道理更容易被接受。渐渐地，训练场上的火药味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加务实、更加专注的氛围。
我看到，那个叫大牛的县大队战士，开始主动勾着之前跟他顶嘴的民兵队员的肩膀，比比划划地讲解着火力交替的要点。而那个民兵队员，虽然脸上还有些抹不开，却也听得认真。
冰层，在实践的碰撞和共同的目标下，开始悄然融化。
除了军事训练，李分队长带来的影响还体现在生存的方方面面。他指导人们改进了地窝子的结构，挖掘了更深的防火防炮洞，设置了更加隐蔽的通风口。他带来的那点盐巴，被视若珍宝，由魏书记统一掌管，用于腌制偶尔猎到的少量肉食，或者给重伤员补充盐分。
他甚至开始组织识字班。用木炭在相对平整的石板或木板上，写下简单的字，比如“石”、“匠”、“铺”、“鬼”、“子”、“杀”。在一天训练结束后，借着篝火的光芒，教大家辨认。
“咱们打仗，不能光靠一股蛮劲。”李分队长拿着木炭，对围坐在一起的、大多目不识丁的队员们说道，“以后缴获了鬼子的文件，看得懂，就能知道他们的动向。咱们自己传递消息，也不能总靠人跑腿，万一被截了呢？认得几个字，关键时刻能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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