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栓柱牺牲的噩耗,如同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将石匠铺刚刚燃起的微弱生机几乎再次冻结。训练场上,民兵队员们的动作带着一股近乎自毁的狠厉,每一次突刺都像是要将无形的敌人捅穿,每一次射击都倾注着刻骨的仇恨。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悲怆而压抑的沉默,连寒风似乎都识趣地减弱了呼啸。
二蛋变得更加沉默,训练时比任何人都拼命,那双清澈的眼睛里,沉淀下了一种与年龄不符的、混合着悲伤和坚毅的东西。他不再轻易说笑,只是默默地完成每一项训练,然后抱着他的枪,坐在能望见黑风沟方向的废墟上,一坐就是很久。
李分队长将这一切看在眼里。他没有用空洞的安慰,而是用更加严苛、也更加系统的训练,来引导这股濒临失控的悲愤。
“仇恨是火,能烧毁敌人,也能烧死自己。”一次战术演练间隙,李分队长召集所有队员,声音冷静得像脚下的冻土,“要把这股火,炼成钢!炼成能切开敌人喉咙的刀!蛮干,除了送死,没有任何意义!”
他开始引入更加复杂的协同战术训练。将县大队的战士和石匠铺的民兵混编,组成三到五人的战斗小组,指定小组长,演练如何在遭遇战中相互掩护、交替撤退,如何利用地形进行小组内的火力配合。
起初,磨合异常艰难。县大队的战士习惯了正规军的战术口令和配合默契,而石匠铺的民兵则更依赖个人勇猛和对地形的熟悉。口令理解错误、配合脱节的情况时有发生,甚至引发了一些小的摩擦和口角。
一个名叫大牛的县大队战士,性子耿直火爆,在一次演练中,因为一个民兵队员没有及时跟上掩护,差点让“敌方”(由另一组扮演)包了饺子,气得他当场就吼了起来:“你们这打的什么仗?跟没头苍蝇似的!”
那个被吼的民兵队员也是个倔脾气,红着眼睛顶了回去:“老子们就是这么跟鬼子拼过来的!不像你们,条条框框那么多!”
气氛瞬间紧张起来。
“都闭嘴!”李分队长厉声喝止,他走到两人中间,目光扫过所有人,“觉得自己的法子好?行!那咱们就看看,到底谁的法子更能杀鬼子,更能活下来!”
他不再强行要求融合,而是采取了另一种方式。他将训练内容细化,让县大队小组和民兵小组分别执行同样的战术任务,比如抢占一个制高点,或者防御一段隘口,然后进行对比和复盘。
结果往往是惨烈的。县大队小组行动有序,配合默契,以最小的代价和最快的速度完成任务。而民兵小组虽然个人勇猛,甚至不乏亮眼表现,但往往因为配合生疏、各自为战,导致“伤亡”惨重,或者贻误战机。
几次三番下来,不用李分队长再多说,民兵队员们自己也看出了差距。那股因为仇恨而滋生的、对“新方法”的本能排斥,开始慢慢消融。他们开始主动观察县大队战士的动作,私下里模仿、讨论,甚至拉下脸去请教。
二蛋成了沟通的桥梁。他年纪小,又是“自己人”,县大队的战士对他没有隔阂,而民兵队员们也愿意听他这个“福星”的话。他像一块海绵,疯狂吸收着李分队长和县大队战士教授的知识,然后又用自己的方式,耐心地解释给那些理解慢的民兵队员听。
“黑子叔,李队长说,冲锋的时候不能光顾着猛冲,要看着旁边战友的位置,保持三角队形,互相能照应……”
“铁柱哥,栓柱哥以前也说过,打枪要动脑子,算好提前量,不是光靠胆子大……”
他用王栓柱生前偶尔的只言片语,与李分队长的系统教导相结合,让这些朴素的道理更容易被接受。渐渐地,训练场上的火药味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加务实、更加专注的氛围。
我看到,那个叫大牛的县大队战士,开始主动勾着之前跟他顶嘴的民兵队员的肩膀,比比划划地讲解着火力交替的要点。而那个民兵队员,虽然脸上还有些抹不开,却也听得认真。
冰层,在实践的碰撞和共同的目标下,开始悄然融化。
除了军事训练,李分队长带来的影响还体现在生存的方方面面。他指导人们改进了地窝子的结构,挖掘了更深的防火防炮洞,设置了更加隐蔽的通风口。他带来的那点盐巴,被视若珍宝,由魏书记统一掌管,用于腌制偶尔猎到的少量肉食,或者给重伤员补充盐分。
他甚至开始组织识字班。用木炭在相对平整的石板或木板上,写下简单的字,比如“石”、“匠”、“铺”、“鬼”、“子”、“杀”。在一天训练结束后,借着篝火的光芒,教大家辨认。
“咱们打仗,不能光靠一股蛮劲。”李分队长拿着木炭,对围坐在一起的、大多目不识丁的队员们说道,“以后缴获了鬼子的文件,看得懂,就能知道他们的动向。咱们自己传递消息,也不能总靠人跑腿,万一被截了呢?认得几个字,关键时刻能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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