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看向隔离圈中的零号：“他也需要这个机会。不是因为他‘无辜’，而是因为惩罚不会创造改变，只有理解、对话、教育才可能。如果我们杀了他，我们就失去了帮助他看清真相的机会，也失去了一个可能的转变者。”
支持者包括康复中心的参与者、教育工作者、以及那些相信救赎可能性的社区成员。
讨论在三个阵营间激烈进行。奇怪的是，零号在这个过程中始终保持沉默，只是安静地观察，记录，像一个真正的评估者。
苏沐晴被各种观点拉扯。理智上，她认同谨慎派的情报价值观点；情感上，她对零号所做的愤怒未消；但内心深处，张倩的话触动了她——如果穹顶的核心理念是成长和改变的可能性，那么这个理念是否适用于明显作恶的人？
林墨作为主持人，努力保持讨论的建设性。但压力巨大，他感到社区共识正在瓦解，旧伤疤被揭开，新裂痕在形成。
最激烈的时刻发生在刘振分享个人故事时。
“我的妻子，”他的声音哽咽，“她被那些人带走，说是‘为人类进化做贡献’。三个月后，我找到了她的...残骸。不是尸体，是部分。他们取走了她的神经组织，植入机器，说她成为了‘更高效的存在’。我的妻子，一个会画画、会唱歌、会拥抱我的人，变成了零件！”
人群中传来哭泣声。许多人有类似的故事。
陈博士在刘振发言后轻声说：“我理解那种痛苦。但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确保不再有更多人经历这种痛苦。处决零号可能让我们感觉正义，但它会阻止我们获取阻止更多罪恶所需的信息吗？”
张倩补充：“如果我们处决他，我们就成为杀人者。不是自卫，是审判和执行。我们有什么权力决定他人生死？即使他罪行累累，我们有权成为法官、陪审团和刽子手吗？”
这个问题触及了核心：在缺乏传统法律体系的世界里，正义如何实现？社区自治如何应对极端罪行？
讨论持续到深夜。疲惫、情绪化、但依然在努力对话。
在第十个小时，林墨提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建议：
“如果我们在原则和方法上无法达成一致，也许我们需要一个不同的决策过程。不是多数决，不是权威决定，而是...让当事人参与。”
所有人都看向他。
“我提议，我们让零号听到所有观点后，给他一个陈述的机会。然后，不是由我们决定，而是由我们和他共同设计一个解决方案——一个既尊重我们的价值观，又考虑到现实后果的方案。”
这个提议引发了新的争论：让罪犯参与对自己的判决？这合理吗？
苏沐晴支持了林墨：“如果我们相信对话的力量，那么即使是最困难的对话也必须尝试。如果我们只与同意我们的人对话，那不算真正的对话。”
最终，经过又两个小时的争论，社区同意了这个不同寻常的提议。
零号被带到台前，第一次被允许自由发言。
他环顾全场，眼神依然平静，但多了一些难以辨识的东西。
“我观察了你们的讨论，”他开始，“我理解三个阵营的论点。我也理解，从你们的角度，我有罪。”
他停顿了一下：“但我想分享一些你们不知道的背景。”
零号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他不是末世后的“新人类”，而是病毒爆发前的产物。他是一名神经科学家，在病毒爆发初期，他的研究团队被军方征用，研究“意识增强”技术以应对危机。
“最初的目的是好的：增强士兵的战场决策能力，增强医生的诊断精准度，增强救援人员的心理韧性。”零号说，“但就像许多技术一样，它被滥用、被扭曲。”
他透露，园丁新秩序的核心成员，大多是那个项目的幸存者。他们经历了强制改造，经历了“优化”，然后开始相信那是人类的未来。
“我曾经反抗过，”零号的平静终于出现裂痕，“当他们想对我的女儿进行‘早期优化’时，我反抗了。结果...她成为了第一个完全成功的‘新人类模型’。她不再认我是父亲，她称我为‘前代遗传材料提供者’。”
大厅里一片死寂。
“从那时起，我做出了选择：如果我无法拯救她，至少我要确保理解这个过程，确保未来可能帮助她恢复，或者至少...防止更多人经历同样的事。”零号的声音第一次颤抖，“所以我成为了‘零号’——第一个自愿接受完整改造的前代人类。我保留了我的记忆和认知，但接受所有‘优化’，以便从内部了解这个系统。”
他看向苏沐晴：“你今天展示的东西...唤醒艾利克斯的方法...那是我一直在寻找但没找到的。不是外部对抗，而是内部确认。不是消除程序，是用人性矛盾使程序失效。”
这个揭露改变了一切。
零号不是单纯的加害者，他是试图从内部改变系统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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