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桥镇的夏日，在潮湿与闷热中裹挟着蝉鸣。“三江苑”小区消防管道维修的突破，像一枚投入平静水潭的石子，激起的涟漪效应开始显现。主动找上乔一桐和张思远团队的，不再是清一色的期待面孔。
最先发难的是镇城建办的一位老科长。在关于“利用‘星图’工具梳理辖区存量违建风险”的对接会上，他端着泡满枸杞的保温杯，慢条斯理：“小乔主任，还有市里来的张工，你们这个系统想法是好的。但违建问题，牵扯多少年的历史原因、多少户居民的实际困难？光靠数据标出来，然后流程一推，是要我们去做恶人，激化矛盾吗？以前我们讲究‘柔性执法’、‘逐步消化’，现在数据一亮相，时限一卡死，万一出点群体事件，谁负责？是你们系统负责，还是我们具体干活的人负责？”
会议室空气一滞。乔一桐试图解释，工具旨在明晰底数、辅助决策，并非替代人工判断。但老科长摆摆手：“我老了，搞不懂这些新东西。我就知道，有些事，模糊着办，大家还有转圜余地；一旦清清楚楚摆上台面，那就没了退路。你们这是把基层干部架在火上烤啊。”
类似的声音，在随后的网格员座谈会、小微企业安全生产数据采集动员会上，以或直接或委婉的方式反复出现。担忧主要集中在几点：一是“数据清晰化”带来的责任压力与问责风险；二是新工具可能打破原有的、基于人情和默契的工作生态；三是基层是否具备操作和消化这些数据工具的能力。一位干了十几年的老网格员说得实在：“我管的那片，张大妈李大爷什么情况，我心里一本账。现在非要我录到系统里，格式不对还打回来，耽误我多少功夫？关键是，有些家里困难、特殊情况，系统里一个冰冷的标签，能反映出来吗？到时候按系统提示去处理，伤了感情，以后工作更难做。”
张思远团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这不再是技术障碍，而是深植于基层治理肌体中的“逆流”——一种对改变的本能抵触，对不确定性的天然恐惧，以及对“工具理性”侵入“实践智慧”领域的深层戒备。
“我们是不是太理想化了？”一次深夜讨论中，团队里最年轻的程序员小陈沮丧地说，“以为给了工具就能解决问题，没想到工具本身成了问题。”
乔一桐揉了揉眉心，这些天她同样疲于沟通解释。“不完全是工具的问题。是我们触碰到了基层权责利不匹配这个根子。以前很多事‘看着办’，是因为大家知道‘办不了’也没办法。现在工具好像给了‘能办’的希望，但又没真正给足‘办成’的资源和支持，反而把‘办不成’的责任显性化了。这种落差，才是焦虑的来源。”
张思远将这些问题和讨论，详细记录在每日简报中，发回总部。高晋阅读时，心情沉重却也清醒。孙启明的警告言犹在耳：“赋能也是一步险棋。” 现在，棋局刚刚展开，己方内部的“气”已经有些滞涩。这不仅是新桥镇的问题，很可能是未来推广中会普遍遇到的瓶颈。
他召集团队核心成员开会。“基层的反馈是真实的，也是宝贵的。它告诉我们，‘星图’赋能不能是简单的技术下沉，必须是适配基层土壤的‘共生式赋能’。我们要调整思路：第一，工具设计必须极度简化，甚至允许一定程度的手工录入、模糊标注，降低使用门槛；第二，流程引擎不能是僵硬的‘催办器’，要增加‘人工研判缓冲环节’和‘特殊情况备注通道’，给基层灵活处置留出空间；第三，也是最关键的，我们要帮助基层，利用数据工具，向上争取资源，而不仅仅是向下压实责任。”
他指示团队，基于新桥镇遇到的现实阻力，快速迭代工具原型，并起草一份《“星图”基层赋能工具应用指引（试行）》，重点阐明工具的支持属性而非考核属性，强调“数据辅助决策，人文温度执行”的原则。同时，他让张思远协助乔一桐，就“三江苑”模式解决过程中暴露出的、需要区级层面协调的普遍性机制问题（如老旧小区维修基金绿色通道的常态化），形成一份有理有据的《政策优化建议》，准备通过合适渠道向上反映。
“我们要做的，是让基层觉得这个工具是‘帮手’，而不是‘监工’；是‘杠杆’，而不是‘枷锁’。”高晋总结道。
就在新桥镇试点在逆流中努力调整航向、寻找锚点时，高晋收到了两条看似无关、却让他心神不宁的消息。
第一条来自部里另一个司局的熟人，闲聊时提起：“听说前段时间，你们那边有个什么环境数据抽样，惊动了安全口的某个老单位？有人私下打听呢，不过好像也没下文了。” 熟人说得轻描淡写，高晋却听出了弦外之音。城镇结合部的那次“合规抽样”，果然留下了痕迹，甚至引起了某些隐蔽线条的关注。这印证了孙启明关于“避免扰动”的提醒，也说明那潭水下的东西，敏感度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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