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桥镇的夏日,在潮湿与闷热中裹挟着蝉鸣。“三江苑”小区消防管道维修的突破,像一枚投入平静水潭的石子,激起的涟漪效应开始显现。主动找上乔一桐和张思远团队的,不再是清一色的期待面孔。
最先发难的是镇城建办的一位老科长。在关于“利用‘星图’工具梳理辖区存量违建风险”的对接会上,他端着泡满枸杞的保温杯,慢条斯理:“小乔主任,还有市里来的张工,你们这个系统想法是好的。但违建问题,牵扯多少年的历史原因、多少户居民的实际困难?光靠数据标出来,然后流程一推,是要我们去做恶人,激化矛盾吗?以前我们讲究‘柔性执法’、‘逐步消化’,现在数据一亮相,时限一卡死,万一出点群体事件,谁负责?是你们系统负责,还是我们具体干活的人负责?”
会议室空气一滞。乔一桐试图解释,工具旨在明晰底数、辅助决策,并非替代人工判断。但老科长摆摆手:“我老了,搞不懂这些新东西。我就知道,有些事,模糊着办,大家还有转圜余地;一旦清清楚楚摆上台面,那就没了退路。你们这是把基层干部架在火上烤啊。”
类似的声音,在随后的网格员座谈会、小微企业安全生产数据采集动员会上,以或直接或委婉的方式反复出现。担忧主要集中在几点:一是“数据清晰化”带来的责任压力与问责风险;二是新工具可能打破原有的、基于人情和默契的工作生态;三是基层是否具备操作和消化这些数据工具的能力。一位干了十几年的老网格员说得实在:“我管的那片,张大妈李大爷什么情况,我心里一本账。现在非要我录到系统里,格式不对还打回来,耽误我多少功夫?关键是,有些家里困难、特殊情况,系统里一个冰冷的标签,能反映出来吗?到时候按系统提示去处理,伤了感情,以后工作更难做。”
张思远团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这不再是技术障碍,而是深植于基层治理肌体中的“逆流”——一种对改变的本能抵触,对不确定性的天然恐惧,以及对“工具理性”侵入“实践智慧”领域的深层戒备。
“我们是不是太理想化了?”一次深夜讨论中,团队里最年轻的程序员小陈沮丧地说,“以为给了工具就能解决问题,没想到工具本身成了问题。”
乔一桐揉了揉眉心,这些天她同样疲于沟通解释。“不完全是工具的问题。是我们触碰到了基层权责利不匹配这个根子。以前很多事‘看着办’,是因为大家知道‘办不了’也没办法。现在工具好像给了‘能办’的希望,但又没真正给足‘办成’的资源和支持,反而把‘办不成’的责任显性化了。这种落差,才是焦虑的来源。”
张思远将这些问题和讨论,详细记录在每日简报中,发回总部。高晋阅读时,心情沉重却也清醒。孙启明的警告言犹在耳:“赋能也是一步险棋。” 现在,棋局刚刚展开,己方内部的“气”已经有些滞涩。这不仅是新桥镇的问题,很可能是未来推广中会普遍遇到的瓶颈。
他召集团队核心成员开会。“基层的反馈是真实的,也是宝贵的。它告诉我们,‘星图’赋能不能是简单的技术下沉,必须是适配基层土壤的‘共生式赋能’。我们要调整思路:第一,工具设计必须极度简化,甚至允许一定程度的手工录入、模糊标注,降低使用门槛;第二,流程引擎不能是僵硬的‘催办器’,要增加‘人工研判缓冲环节’和‘特殊情况备注通道’,给基层灵活处置留出空间;第三,也是最关键的,我们要帮助基层,利用数据工具,向上争取资源,而不仅仅是向下压实责任。”
他指示团队,基于新桥镇遇到的现实阻力,快速迭代工具原型,并起草一份《“星图”基层赋能工具应用指引(试行)》,重点阐明工具的支持属性而非考核属性,强调“数据辅助决策,人文温度执行”的原则。同时,他让张思远协助乔一桐,就“三江苑”模式解决过程中暴露出的、需要区级层面协调的普遍性机制问题(如老旧小区维修基金绿色通道的常态化),形成一份有理有据的《政策优化建议》,准备通过合适渠道向上反映。
“我们要做的,是让基层觉得这个工具是‘帮手’,而不是‘监工’;是‘杠杆’,而不是‘枷锁’。”高晋总结道。
就在新桥镇试点在逆流中努力调整航向、寻找锚点时,高晋收到了两条看似无关、却让他心神不宁的消息。
第一条来自部里另一个司局的熟人,闲聊时提起:“听说前段时间,你们那边有个什么环境数据抽样,惊动了安全口的某个老单位?有人私下打听呢,不过好像也没下文了。” 熟人说得轻描淡写,高晋却听出了弦外之音。城镇结合部的那次“合规抽样”,果然留下了痕迹,甚至引起了某些隐蔽线条的关注。这印证了孙启明关于“避免扰动”的提醒,也说明那潭水下的东西,敏感度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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