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那正在桌前为了“儿童之家”的孩子们奋笔疾书的德国人，希德医生的心里五味杂陈。
如果按照德意志帝国境内广泛流传的血统民族论来说，她也算是个德意志人，并且可以说比绝大部分德意志帝国公民都要“高贵”。
她的父亲来自于一个德国的显赫家族，作为她祖父最出色的长子而被所有人赋予厚望。但偏偏就是这位所有人都看好、几乎是钦定的优秀继承人，却无可救药地爱上了一个犹太寡妇，并且不惜为此当面撕毁了祖父所定下的联姻婚约，跟着她的母亲私奔到了波兰——而她那骄傲的祖父为此怒不可遏，直接将长子从家族中除名，父子之间从此再无瓜葛。
这是她的父亲曾经讲给她的故事，这种沉痛的陈年往事对他来说似乎无所谓，毕竟父亲本人都承认了自己“忤逆传统”、“辜负期望”、“有辱族名”等在家族内的罪过。在他们看来，一个德国的名门贵族居然会和一个犹太寡妇私奔，这是在玷污高贵血统、自毁前程，是愚蠢地被一个低贱的异族毒妇所勾引成功的“耻辱案例”。
可那时的她并不理解前因后果：在她眼里，母亲是一个善解人意、无微不至的人，在邻里之间也很受欢迎，为何父亲拒绝和一个他并不喜欢的人结婚、拒绝了来自家族不合理的期许就会被视为罪大恶极之人？
随着她长大，她逐渐知道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德国人不欢迎母亲的“民族身份”，认为犹太人就是一群冷漠、贪婪的放高利贷者，抢夺德国人的财富；他们鄙夷寡妇，用最恶毒的想法去揣测她母亲和她父亲走到一起的方式，认为这是又一个妖妇利用前夫遗产勾引年轻贵族的案例；德国人迂腐、古板，过于重视飘渺的“荣誉”，并不惜为了维护这种共同的虚荣而断绝亲情、扼杀一个人的自我意志。
但真正让她真正开始厌恶德意志帝国的时刻，则是在那场灰暗的世界大战。
波兰立陶宛联邦作为德国人的附庸盟友加入了战争，承受了来自俄国巨熊的绝大部分军事压力。战火波及了她的家乡，在那场可怕的攻势之后，她眼睁睁地看着利沃夫沦为一片人间地狱：孩童在哥萨克的嘲笑声中被长矛穿刺，喷着火的自动机闯入城市、将她熟悉的街道与楼房付之一炬，那群野蛮的沙俄士兵一边虔诚地祈祷、一边又冷酷无情地将子弹射向了那群信仰犹太教的“异端子民”……
不幸的是，她的父母也成为了受害者之一：他们本以为待在市民阶级自发组建、与敌人指挥官谈判过后圈定的“安全区”中就平安无事，但那些“灰色牲口”就如同饿狼一般闯入了屋内开始抢劫、屠戮。在惊恐、混乱之中，希德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父母像狗一样死去、被无情地践踏，而她则是怀着他们最后的期望，发了疯一样地逃离了这个地方。
希德记不得自己是如何逃出沦陷的利沃夫了，靠着不可思议运气，或许是也是有恩人相助，她可能为了活命甚至杀了人。但除了那些拼命护送着她离开的牺牲者，她什么都记不起来了。
在逃亡旅程的最后，她终于遇到了“友军”：一支德国军队。她本以为自己会得到救助和保护，就像那些在利沃夫自我牺牲式殿后的波兰残兵一样。但事实并非如此，那些德国士兵看向她的眼神，和那群野蛮的俄国人没有任何区别：那是种纯粹的贪欲和邪念。
对他们来说，还有什么比一个面容姣好、服饰不简朴的逃难少女更美妙的猎物了呢？
在情急之下，她当时用着自己并不喜欢却熟练无比的德语发出了撕心裂肺地呼喊，引来了这些德国人的长官。那名军官本来没有想制止部下暴行的任何表示，直到她藏在身上的父亲遗物，一枚小小的盾徽，显露在那个德国人的眼前。
她记得很清楚，德国军官在认出那个盾徽的时候的神色变化，那是从一开始的戏谑和饶有兴趣转变成了惊愕和怀疑，直到最后的恐慌。对方直接抽出了手枪，毫不犹豫地枪毙了正准备上下其手的一名德国士兵，并在惊怒之中喝止其余的人继续实施暴行。
“尊敬的小姐，很抱歉会让您遇到这种不愉快的事情，这是个巨大的误会。我们必会严厉处置这些不懂规矩、不服管教的家伙……”
那个贵族军官几乎是用谄媚的神情和她表达了歉意，但也掩盖不住那种刻入骨髓的惶恐不安。
她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在对方的“好心”指示下沿着铁路来到了最近的一个由德国人控制的火车站，这才最终成功坐上了前往华沙的难民列车。
她很清楚，那个德国军官并不是真心道歉，也不是真心对自己称要严厉处置那些正在犯罪的士兵，而是他认出了那个盾徽代表的事物。一个名门望族成员的死亡绝对会引来深入调查，他没有把握能完全掩盖住这个信息，他管不住手下的人和他们的嘴，以至于哪怕只是一点点的线索牵扯，都可能直接将他拖入地狱——或是取出大脑做成湿件，或是被送进生物实验室当作活体素材，更可怕的报复还可能降临到他那相比之下卑如蝼蚁的小家族头上——而若是及时制止、将罪责推给这些兵痞流氓，他也能推卸掉最要命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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