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在成田机场平稳降落时，东京还笼罩在一片灰蒙蒙的晨雾之中。潮湿的空气带着海腥味和都市特有的金属气息扑面而来，与张鹏程刚刚离开的那个干燥、阳光充沛的美国西海岸城市截然不同。这种陌生感让他心头略微一紧，但随即又被一种“主动选择”的决绝所取代。
他事先通过一家国际旅行社，预定了一家以接待外国患者、提供翻译服务闻名的医疗中介。流程熟练得令人心酸——就像他当初满怀希望地踏上美国土地时一样。一辆专车将他从机场直接接到了位于东京都内某区的一家中等规模的专科医院。医院的外观不像美国那家那般奢华张扬，显得更为内敛、洁净，甚至带着一种日式特有的拘谨和秩序感。
接待他的是一位穿着得体西装、自称田中先生的医疗协调员，能说一口流利但带着明显口音的中文。田中的态度礼貌而周到，但那种周到里透着一种程式化的距离感，仿佛每一句问候、每一个微笑都是经过严格培训后的标准输出。
“张先生，一路辛苦了。您的病历我们已经初步查阅，本院着名的骨科与神经外科专家，山本博士，正在等您。请随我来。”
张鹏程被轮椅推着，穿过安静得几乎能听到自己心跳的走廊。护士们脚步轻盈，低声细语，与美国医院里那种带着职业性热情的喧闹形成鲜明对比。这里的安静，反而让他心里生出一种不确定的忐忑。
山本博士的诊室同样简洁，只有必要的医疗设备和一张巨大的灯箱。山本博士是一位头发花白、面容严肃清癯的老者，戴着金丝边眼镜，眼神锐利得像手术刀。他通过田中翻译，进行了极其详细的问诊，又亲自上手做了细致的体格检查，手指在他萎缩的腿部肌肉和关键神经节点上按压、叩击，不时用日语和身边的助手低声交流几句，语气平稳，听不出任何情绪。
整个过程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比在美国那次仓促的、更多依赖仪器报告的初诊要漫长和深入得多。张鹏程的心，随着检查的深入，一点点被吊了起来。他甚至产生了一丝荒谬的期待：也许，这里真的会有不一样的办法？也许，东方式的细致和耐心，能创造奇迹？
检查终于结束。山本博士坐回办公桌后，双手交叉放在桌上，目光透过镜片落在张鹏程脸上。田中翻译清了清嗓子，准备转述医生的话。诊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
“张先生，”田中的声音平稳地响起，传达着山本博士的判断，“根据我们的检查和评估，您的情况确实非常复杂。陈旧性的脊髓损伤合并了周围神经的粘连和部分骨痂的异常增生，这严重压迫和影响了神经通路的潜在恢复可能。”
张鹏程的心沉了下去，这套说辞的开头，他似乎在哪儿听过。
山本博士用日语说了几句，语调依然平稳。田中继续翻译：“山本博士认为，目前对于您这种情况，最直接、也可能是唯一有机会改善现状的干预手段，是进行手术。”
“手术？”张鹏程追问，声音里带着一丝他自己都未察觉的颤抖，“什么样的手术？成功率多少？”
田中与山本博士低声交流后，转向张鹏程，脸上带着一种近乎抱歉的、职业化的表情：“手术方案是，将您之前骨折愈合不良、并对神经造成压迫的部位，进行……打断，重新接骨。同时进行神经松解术。目的是解除物理压迫，为神经功能的潜在恢复创造一个相对清晰的环境。”
“打断……重新接骨？”张鹏程重复着这几个字，感觉一股寒气从脊椎尾椎直窜上来。这听起来就像木匠活儿，做坏了，拆了重来！野蛮！而且……
“那么，成功率呢？术后，我的腿，恢复行走的概率有多大？”他紧紧盯着田中，仿佛想从他脸上读出被语言过滤掉的真相。
田中翻译了问题，山本博士的回答很谨慎，也很冗长。田中组织了一下语言，才开口道：“山本博士说，手术本身的技术成功率很高，我们可以做到精确的复位和固定。但是……”
这个“但是”让张鹏程的心彻底落入了冰窖。
“但是，神经功能的恢复，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手术只是清除了障碍，并不能保证神经信号一定能够重新连接和传导。尤其是您的损伤时间已经比较长，神经本身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萎缩和变性。所以，后期能否恢复，恢复到什么程度，暂时不好说。这需要漫长且艰苦的康复训练，并且存在很大的个体差异。”
暂时不好说。个体差异。
多么熟悉的词汇！简直和他当初咨询国内专家，以及后来在美国听到的、关于那些“先进方案”的潜台词一模一样！只不过，美国人用花里胡哨的科技名词包装“不确定性”，而日本人，则用看似坦诚、实则同样空洞的“个体差异”来概括。
希望像被针扎破的气球，迅速干瘪下去。愤怒的火焰再次开始在他胸中阴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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