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6月5日，下午两点。
上海浦东香格里拉酒店的会议室，冷气开得很足，但六月的湿热还是从窗缝里渗进来，和室内人造的冷混合成一种粘稠的体感。
长条会议桌上，八个茶杯冒出袅袅热气，在空调出风口的气流中扭曲变形。窗外是黄浦江，货轮拖着长长的航迹，像钝刀划过绸缎。
长条会议桌两侧坐了八个人。我坐在一端，左手边是高军、赵振、王工——星海文化北京的核心铁三角。右手边是杨峻荣、李宗盛、还有从香港赶来的周生——共荣音乐的合伙人团队。桌尾坐着陈健添，红星生产社的老板，也是我在音乐圈的引路人。
八个人，八个茶杯，八份摊开的文件。文件标题统一为：《星海系组织架构与业务边界梳理（2000年6月版）》。
“开始之前，”我开口，声音在空调的嗡鸣中显得格外清晰，“我想请各位先看看这张图。”
我按下遥控器，投影幕布上出现一张复杂的组织架构图。线条交错，方框嵌套，箭头指向四面八方。会议室里所有人都眯起眼睛，试图理解这张图的含义。
“这是我们目前所有商业实体的关系图。”我站起身，走到幕布前，拿起激光笔，“我知道，包括在座的各位，可能都对这张图感到困惑——包括我自己。”
有人轻轻笑了，紧张的气氛松动了一点。
“所以今天这个会，只有一个目的：把这张图理清。”红色的激光点落在最顶端的方框上，“我们从这里开始——星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注册地北京，成立时间1996年春，注册资本五百万人民币。我是控股股东，占股67%，高军、赵振、王工各占5%的干股，剩余18%为员工期权池。”
激光点下移，分出三条主线。
“第一条线，内容制作与艺人经纪。”我指向左侧分支，“这里衍生出两个实体。第一个，星海文化（北京）有限公司，这是我们的内容孵化器。何西、王斐的合约在这里，原创音乐人扶持计划在这里，未来所有从零开始孵化的艺人和项目都在这里。”
激光点在“星海文化（北京）”上停留：“这个公司的定位很明确：赔钱。至少在三年内，我们不指望它盈利。它的任务是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给人才成长的空间和时间。高军兼任总经理，但实际运营由专业的A&R团队负责，由现有的国内版权收入（音乐+书籍）维系。”
高军点头，在笔记本上记录。
“第二个，”激光点移到旁边，“共荣音乐有限公司。1998年在香港注册，由我、李宗盛老师、杨峻荣老师共同出资成立。这个公司的定位是：华语音乐，共同繁荣，共同赚钱。但不是赚快钱，是赚长久的钱。”
我看向李宗盛和杨峻荣：“共荣音乐的核心资产是什么？不是钱，不是设备，是两位老师在华语音乐圈三十年的积累——人脉、眼光、制作能力。所以我们用这个公司做什么？做成熟艺人的经纪，做两岸三地的发行，做音乐版权的运营。”
李宗盛推了推眼镜：“浩彣，你说清楚点，共荣和星海北京的区别。”
“简单说，”我转向他，“星海北京是幼儿园，共荣音乐是大学。一个艺人先在星海北京孵化，证明了自己的潜力和独特性后，如果适合商业化运营，就转到共荣。周杰伦就是个例子——他在阿尔法音乐被发现，但我们通过星海投资他，用共荣的资源和经验帮他做专辑，用共荣的渠道帮他发行。”
杨峻荣接话：“所以共荣是专业化的商业平台，星海北京是实验性的创作基地。”
“对。”我点头，“但两者不是割裂的。星海北京发现的好苗子，优先输送给共荣。共荣赚到的钱，一部分反哺星海北京的孵化工作。这是个闭环。”
激光点回到顶端，移向第二条主线。
“第二条线，国际业务。”我指向中间的方框，“Aurora Music，源自1997年两首歌曲的国际化试水，注册地在美国。这是个纯资本运作的平台，不养团队，不设办公室，只有一个银行账户和一套法律文件。”
李宗盛抬起头：“这个公司的意义是？”
“防火墙，也是跳板。”我说，“所有国际业务——比如《Genesis》专辑的全球发行，比如和Jive唱片的合作，比如将来可能的好莱坞电影配乐——全部以Aurora Music的名义进行。为什么？因为国际游戏有国际游戏的规则。用离岸公司操作，法律更灵活，税务更优化，最重要的是——如果出了问题，不会直接影响国内的实体。”
“那Aurora Music和国内实体的关系？”杨峻荣追问。
“现有架构是由开曼群岛‘Starry Sea Group’（星海集团）100%控股维京群岛的‘Aurora Tech Holdings Ltd.’（极光科技控股）；然后再100%控股Aurora Music。它与星海文化签订了一系列服务协议。”我解释，“比如《Genesis》的制作，实际上是星海文化的团队完成的，但Aurora Music支付制作费。这样一来，国际收入进入Aurora Music，国内团队通过服务费获得收益，既合规，又实现了资金的跨境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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