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6月10日，周六下午两点。
北京西郊，798艺术区的一栋旧厂房改造的建筑里，空气里弥漫着灰尘、油漆和汗水的混合气味。
高挑的工业风空间被临时划分成三个区域：左侧是摆满乐器和设备的排练区，中间是围着二十几张折叠椅的交流区，右侧的长桌上堆着矿泉水、盒饭和一堆打印出来的乐谱。
厂房角落里堆着真正的工业遗存——生锈的齿轮、废弃的机床、漆皮剥落的天车轨道。
阳光从高处的气窗斜射进来，在水泥地上切出锐利的光斑。灰尘在光柱中飞舞，缓慢，厚重，像时间的碎屑。
这里是“星声计划”第一期训练营的现场。
从全国两千多份申请中筛选出的三十七个年轻人，将在接下来的三天里，接受李宗盛、林浩、阿Ben等业内资深人士的指导，最终选出十个人，获得星海文化完整的签约和扶持。
我站在二楼的钢架走廊上，扶着生锈的栏杆往下看。下面的年轻人大多十八到二十五岁，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有破洞牛仔裤和摇滚T恤，有干净的白衬衫和黑裤子，甚至有个女孩穿着改良的汉服，长发用木簪绾起。他们或站或坐，有人在调吉他弦，有人在背歌词，有人在角落里安静地翻看资料，有人在紧张地搓手。
王工站在我身边，手里拿着一个改装过的便携设备——用淘汰的笔记本电脑主板，自己焊了个触摸屏，外面套了个塑料壳子。他管这叫“移动终端”，虽然又厚又重，但确实能现场记录数据。“三十七个人，来自十六个省。大学生二十三个，已经工作的十四个。风格分布：民谣九个，摇滚七个，流行八个，电子四个，实验音乐三个，还有六个……不好分类。”
“不好分类的最好。”我说，“分类意味着重复，不好分类意味着新的可能性。”
楼下，李宗盛走进来。他今天穿了件简单的灰色T恤，牛仔裤，运动鞋，脖子上挂着一副老花镜。没有开场白，没有自我介绍，他直接走到交流区中央，拉过一把椅子坐下。
“都过来坐。”他的声音不大，但有种自然的威严。
年轻人围拢过来，椅子不够，有人就坐在地上，有人靠在墙边。所有人都看着他，眼神里有崇拜，有紧张，有期待。
李宗盛从随身带的帆布包里拿出一把木吉他，调了调弦，然后抬起头，扫视一圈：“你们都是写歌的人，对吧？”
有人点头，有人小声说是。
“那好。”他低下头，手指在琴弦上随意拨了几个音符，“我现在弹一段旋律，你们听，听完告诉我，这段旋律在表达什么。”
他弹了。很简单的一段旋律，八个音符，重复三遍。没有歌词，没有复杂的编曲，就是最单纯的吉他声。
弹完，他抬头：“谁先说？”
沉默。长达三十秒的沉默。年轻人面面相觑，没人敢第一个开口。
终于，那个穿汉服的女孩举手了，声音很轻：“我觉得……是离别。最后一个音符往下落，像挥手告别。”
李宗盛点点头，没评价，看向其他人。
一个戴眼镜的男生说：“是等待。旋律在重复，像在等一个不会来的人。”
“是早晨。”一个短发女孩说，“阳光刚照进窗户的感觉。”
“是迷路。”一个皮肤黝黑、像是常年在外奔波的男孩说，“在原地打转，找不到方向。”
七个人发言，七个不同的答案。李宗盛听完，放下吉他，摘下眼镜擦了擦。
“都错了。”他说。
所有人都愣住了。
“但也都没错。”他重新戴上眼镜，“因为音乐是什么？音乐是镜子。你心里有什么，就听到什么。我说这段旋律在表达什么？它什么都不表达，它就是八个音符的组合。是你们，把自己的经历、情绪、想象投射进去，赋予了它意义。”
他站起身，走到这群年轻人中间：“所以写歌的第一课——不要想着‘我要表达什么’，先问自己‘我感受到了什么’。真实比深刻更重要，真诚比技巧更打动人。”
他拍拍那个说“离别”的女孩的肩膀：“你最近在经历离别吗？”
女孩眼睛红了，点点头：“奶奶上个月去世了。”
“那就写离别。写你握着奶奶的手的感觉，写葬礼上雨落在伞上的声音，写你再也吃不到她做的红烧肉的那个瞬间。”李宗盛说，“不要写‘悲伤逆流成河’那种空话，写具体的、细小的、只有你知道的东西。”
他又走到说“迷路”的男孩面前：“你迷路过？”
“嗯。”男孩声音低沉，“我从新疆来北京，坐了三天火车。出站时看着那么多人，那么多高楼，不知道往哪走。”
“那就写迷路。写火车站厕所的味道，写买地图时被多要了两块钱，写在地铁站里坐错了方向，写你在天桥上看着车流，突然想家的那个瞬间。”
李宗盛环视所有人：“你们可能会想，这些小事值得写吗？值得。因为所有伟大的作品，都建立在小事的真实上。你写清楚了你的迷路，那些也在迷路的人就会听懂。你写清楚了你的离别，那些也在离别的人就会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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