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十一年七月的洛阳，夜风终于带来一丝凉意。两仪殿的灯烛却亮至深夜，司马柬面前摊着三份待决的案卷——秋决在即，按制，所有死刑需皇帝最终勾决。
前两份是谋逆、杀官的重案，证据确凿，卷宗厚实。司马柬朱笔划过，在名单上留下两道刺目的红。
第三份却让他停下了笔。
案卷封皮上写着：“京兆府上奏：人犯张驴儿，劫杀官差案。”翻开来看，案情并不复杂：去年腊月，京兆府捕快王五在长安县追捕盗贼时遇害，身中三刀。现场遗留凶器一把柴刀，刀柄有“张”字刻痕。邻人指证，张驴儿当日曾与王五在村口争执，且家中柴刀失踪。县衙捕其拷问，张驴儿初时喊冤，后熬刑不过画押。府衙复审，维持原判。
证据链看似完整：动机（争执）、凶器（刻字柴刀）、口供（画押）。按律，劫杀官差，斩立决。
可司马柬的手指停在“凶器”二字上。他唤来当值的内侍省常侍：“去刑部调张驴儿案原物证记录，朕要看详细。”
常侍迟疑：“陛下，已是亥时三刻……”
“去。”
半个时辰后，刑部值班郎中亲自捧着物证册子入殿。司马柬逐页翻阅，当看到“凶器：柴刀一把，柄刻‘张’字，刃有缺”时，眉头微蹙。
“这‘张’字刻痕，验看记录怎么说？”
郎中忙翻到后面：“回陛下，记录写‘刻痕较新，与凶案时间大致吻合’。”
“大致吻合？”司马柬抬眼看郎中，“是几天？几个月？还是几年？”
郎中额头冒汗：“这……记录未详。”
“现场血迹呢？与王五血型可验过？”
“按《泰始律》，只验是否人血，未分血型……”
司马柬沉默片刻，又问：“张驴儿与王五因何争执？”
“据邻人口供，为王五催缴欠税，言语冲突。”
“欠税多少？”
“三百文。”
司马柬放下卷宗，望向殿外沉沉夜色。为三百文欠税，就敢劫杀官差？张驴儿若有这般胆量，当初何必拖欠？再者，若真是他杀人，为何将刻有自家姓氏的凶器遗落现场？这不合常理。
他想起前月复核考绩新则时（见第279章），曾感慨“治狱如治水，堵不如疏”。如今这案子，看似证据确凿，实则处处透着蹊跷——不是证据太少，而是太“完美”了，完美得像有人刻意布置。
“此案暂缓勾决。”司马柬提笔在案卷上批注，“着刑部、御史台、大理寺三司会审，重验物证，细究口供来历。若有疑点，即刻报朕。”
朱批落下，常侍捧着案卷匆匆出殿。司马柬揉着眉心，心中并无轻松——这一笔，或许能救一人性命，但若真是冤案，那真凶何在？王五的冤魂谁去慰藉？
夜风吹动烛火，在墙壁上投下摇曳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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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夜，京兆府刑场外的土坡上，几个黑影在荒草中瑟瑟发抖。
最前面的是个老妪，头发花白，衣衫褴褛，手里紧紧攥着一块白布，布上用血写着歪歪扭扭的字。她是张驴儿的母亲张王氏。身后是张驴儿的妻子和两个同村的乡邻。
“娘，咱们……咱们还是回去吧。”儿媳声音发颤，“天亮了要行刑，被官差看见……”
“不回去！”张王氏咬着牙，血从干裂的嘴唇渗出来，“我儿冤枉！就是死，我也要死在刑场边，让天下人看看，这世道还有没有天理！”
一个乡邻低声道：“婶子，上次拦轿喊冤，不是被衙役打出来了么？这次是斩决，戒备更严……”
“那就等！”张王氏浑浊的眼睛望着远处黑黢黢的刑场高台，“等刽子手举起刀，我就冲出去喊。他们总不能把我也斩了！”
夜露渐重，远处传来梆子声。已是四更天了。
就在这时，官道上传来马蹄声。几盏灯笼由远及近，照出马上人的官服——是巡察御史的仪仗。按例，重大刑决前，御史需到场监刑。
张王氏眼中骤然爆出光亮。她不知哪里来的力气，猛地从荒草中冲出，扑倒在官道中央！
“冤枉——！青天大老爷，我儿冤枉——！”
马匹受惊，嘶鸣着人立而起。护卫的衙役厉声喝骂，抽刀上前。灯笼光下，张王氏高举血书，额头重重磕在黄土路上，砰砰作响。
“拦驾喊冤，按律可先打二十大板！”衙役伸手要抓。
“慢着。”
马车帘掀开，一名四十余岁的绯袍官员探出身。他是新任的京畿道巡察御史崔琰——正是前月离京赴任的那位（见第277章）。此刻他刚巡视完京郊各县，正赶回洛阳，不料在此遇到拦轿。
崔琰下马车，接过灯笼，照向那血书。血字在昏黄光下触目惊心：“民妇张王氏，长安县张家村人。子张驴儿蒙冤待斩，实未杀人。凶刀刻‘张’字乃他人栽赃，口供系屈打成招。恳请青天重审，以正国法，以慰冤魂！”
字迹歪斜，却字字泣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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