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李股长，农村教育的实际情况可能和我们上报的数据有出入，是不是应该……”唐建科还想争取一下，比如是否需要联系几所学校核实一下情况。
“小唐同志！”李德全的语气变得严肃起来，带着教训的口吻，“你刚来，很多规矩不懂。有些东西，不能较真！按我说的做，出了问题我负责。你抓紧时间弄吧，我这边还有应酬，先这样！”
说完，根本不给唐建科再开口的机会，直接挂断了电话。
听着话筒里的忙音，唐建科的心，比这数九寒天的办公室还要冷。他握着冰冷的话筒，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李德全的态度，在他的预料之中，却又让他感到一阵刺骨的寒意。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用虚假的数据和浮夸的文字，去应付上级关乎民生疾苦的调研，这不仅是渎职，更是对那些生活在艰苦条件下的农村孩子和老师的极大不公！
他想起了自己报到那天的遭遇，想起了这两个月来看到的种种人浮于事、推诿扯皮。难道自己也要变成这样的人吗？为了所谓的“规矩”，为了不得罪人，就闭上眼睛，昧着良心，炮制出一份虚假的、歌功颂德的报告？
不！绝不！
一股强烈的抗拒感从心底升起。他唐建科寒窗苦读十几年，不是为了学会如何欺上瞒下、粉饰太平的！他的理想，他的良知，不允许他这么做。
可是，不按李德全说的做，又能怎么办？自己只是一个刚报到不久、人微言轻的小科员。越级上报？擅自行动？任何一个举动，都可能被视为不懂规矩、挑战权威，后果不堪设想。
他的目光落在窗外。天色已经完全黑透，只有几盏昏黄的路灯在寒风中摇曳。冰冷的玻璃窗上，映出他年轻却写满挣扎和迷茫的脸庞。
两种念头在他脑中激烈地交战。
一个声音在说：唐建科，认清现实吧！李德全才是你的直接领导，不听他的，你以后在教育局还怎么混？刚来就标新立异，只会死得更快！把报告写得漂亮点，应付过去就行了，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
另一个声音，一个更响亮、来自他内心深处的声音在呐喊：唐建科！你忘了你为什么考大学吗？你忘了你读到“先天下之忧而忧”时的热血沸腾吗？如果连最基本的真实都做不到，你还谈什么理想，谈什么未来？这份报告，可能真的会影响决策，关系到成千上万农村孩子的受教育机会！这是一个责任！
他想起了白天整理文件时，无意中翻到的一份来自某个偏远乡小学的简陋汇报材料，上面提到学校屋顶漏雨，冬天孩子们的手冻得握不住笔。那份材料被随意地塞在角落，恐怕永远不会被领导看到。那些真实的困境和微弱的声音，难道就应该被这样埋没吗？
一股热血猛地涌上头顶。
他猛地站起身，因为动作太快，椅子腿在水泥地上刮出刺耳的声音。他走到窗边，看着窗外漆黑的、寒冷的夜。
恐惧依然存在，但对真实的渴望，对责任的担当，压倒了对个人得失的算计。
“如果所有人都选择明哲保身，那真实的情况谁来反映？那些孩子的困境谁能看见？”他对着窗玻璃上自己的影子，低声但坚定地说，“我不能就这样交一份虚假的报告上去。至少，我要知道真实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子！”
决心已下，一股前所未有的力量驱散了之前的迷茫和寒意。
他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晚上六点半。时间紧迫，他必须立刻行动。
李德全让他参照往年的报告，他确实需要看。但不是为了抄袭，而是为了了解过去的报告是如何粉饰太平的，从而知道自己应该重点关注哪些被掩盖的问题。
他快步走到文件柜前，凭借着这几天整理档案的记忆，迅速找出了过去三年县教育局上报给市里的关于农村教育的所有总结、报告。他抱着一摞厚厚的文件回到座位，打开台灯，也顾不上去食堂吃晚饭，深吸一口气，开始飞快地阅读起来。
昏黄的灯光下，他的眉头越皱越紧。这些报告，几乎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开局引用一堆政策文件，中间罗列一串串经过“优化”的数据（入学率、巩固率年年创新高），然后轻描淡写地提一两个无关痛痒的“不足”，最后是大段大段的“取得的成绩”和“未来的展望”，辞藻华丽，四平八稳，但通篇读下来，就像喝了一碗温吞水，看不到任何真实的情感和具体的问题。关于师资老化、关于校舍危房、关于贫困失学……这些真正棘手的问题，要么一笔带过，要么干脆只字不提。
“简直是掩耳盗铃！”唐建科合上最后一份报告，胸口堵得发慌。依靠这些材料，根本不可能写出马主任要求的那种“深度报告”。
那么，真实的情况在哪里？
在基层！在那些散落在全县各个角落的乡村小学里！
一个大胆的、甚至有些疯狂的念头在他心中成型：他必须亲自下去看看！哪怕只看一两个点，也比坐在办公室里闭门造车强一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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