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唐建科并没有坐等结果。他让顾伟民保持着与交通、城建两局的密切联系，每日一报，密切关注着联合研究小组的进展。他本人则利用间隙时间，查阅了大量关于道路建设标准、交通流量预测模型、全生命周期成本分析以及国内外类似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案例资料。他深知，要想在下次协调会上一锤定音，自己必须成为那个最懂行、最能抓住问题要害的人，而不能仅仅是一个机械的会议主持者。
周一上午九点，同样的第三会议室，同样的参会人员，但气氛与上周已截然不同。没有了剑拔弩张，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带着疲惫却又隐隐兴奋的凝重。交通局局长刘明和城建局局长马文博面前，都放着一份厚厚的联合研究报告，两人的眼圈都有些发黑，显然这个周末都没闲着。
“秘书长，各位同志，”刘明率先开口，声音虽然依旧洪亮，但少了几分火药味，多了几分就事论事的沉稳，“按照您上次会议的要求，过去一周，我们交通局和城建局组织了联合攻关小组，对开发区连接线的建设标准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联合研究。这份是初步报告。”
马文博推了推眼镜，接口道：“是的，我们摒弃了各自为战的思路，本着对项目负责、对市委负责的态度，共同梳理数据，建立模型，进行了多方案的比对分析。”
唐建科点点头，目光扫过与会众人，能感觉到一种积极的变化。“好，看来这一周大家是下了真功夫。那就请直接汇报你们研究的核心成果和推荐方案。”
这次汇报的主角不再是某一位局长，而是由联合研究小组的一位资深工程师上台，通过PPT进行演示。工程师显然有些紧张，但在两位局长的目光鼓励下，很快进入状态。
“秘书长，各位领导，我们重点围绕您上次提出的几个关键问题进行了攻关。”工程师操作着PPT，“首先，关于交通流量预测。我们整合了交通局的宏观模型和城建局基于产业导入节奏的微观预测，进行了交叉验证和敏感性分析。结果显示，如果采用较低标准，预计在扩区启动后的第6-8年，关键路段在高峰时段可能出现饱和；如果采用高标准，饱和点将推迟至第12-15年。”
“其次，关于成本效益。我们尝试构建了一个简单的全生命周期成本模型。初步测算表明，虽然高标准方案初期投入比低标准方案高出约40%，但考虑到未来可能因拥堵导致的区域经济效益损失、以及二次改扩建带来的巨大社会成本（估算约为初期投入的1.5-2倍），从20年甚至30年的周期看，高标准方案的综合社会成本效益比可能更优。”
“第三，关于技术可行性。我们重点研究了‘一次规划，分期建设’的方案。即：近期按双向四车道实施路面工程，以满足初期需求，控制当前投资压力；但同时，所有地下管线、桥涵结构、路基处理等隐蔽工程，均按远期双向六车道的标准一次建设到位。这样，远期拓宽时，仅需加铺路面和施划标线，成本增量可控，对交通影响也最小。经初步估算，此方案比直接建设六车道节省约25%的当期投资，比先建四车道未来再彻底改扩建节约总成本约30%，且技术上是完全可行的。”
工程师的汇报条理清晰，数据详实，显然这份报告是双方技术人员共同努力、相互妥协、寻求最优解的成果。刘明和马文博在下面听着，不时补充一两个细节，态度是合作而非对抗的。
汇报完毕，会议室里一片安静。唐建科快速翻阅着手中的报告摘要，心中已然有数。这份联合报告，基本印证了他之前的判断，也为他决策提供了坚实的依据。
“很好！”唐建科合上报告，首先肯定了工作，“这份联合报告质量很高，体现了实事求是、科学严谨的态度，也找到了破解难题的关键路径。‘一次规划，分期建设’这个思路，兼顾了长远发展与现实财力，是一个富有创新性和操作性的解决方案。”
他先定了调子，然后看向刘明和马文博：“刘局长，马局长，你们两位是专家，对这个方案有什么补充意见或者顾虑？”
刘明轻咳一声，说道：“秘书长，我们交通局原则上同意这个分期建设的思路。这确实是在当前条件下一个比较理想的选择。但我们强调，隐蔽工程按高标准一次到位，这是底线，绝不能打折扣，必须写进建设规范，加强过程监管。”
马文博点点头，接过话：“城建局也认同这个方案。这既考虑了发展的前瞻性，也充分尊重了当前的财政约束。我们建议，在方案中明确近远期划分的时间节点或触发条件（如车流量达到某个阈值），并建立相应的动态评估机制，确保远期建设能够及时启动。”
两位局长的发言，已经不再是争执，而是从各自专业角度对方案的完善和补充。这表明，协调的坚冰已经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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