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两点五十分，唐建科的车子缓缓驶入位于清源市老城区的一个闹中取静的院子。这里多是些有些年头的多层住宅楼，居住者不少是像郑志国这样退下来的老干部，环境清幽，邻里间彼此面熟，却又保持着恰到好处的距离感。
唐建科让司机在院子外等候，自己拎着一个普通的公文包，步行走向郑老所住的单元楼。他刻意穿了一身半新不旧的夹克，显得低调而朴素。午后的阳光暖融融的，院子里有老人在下棋，有保姆推着婴儿车散步，一派祥和景象，与他内心的波澜起伏形成鲜明对比。
他深吸一口气，调整了一下表情，让自己看起来更像一个虚心请教的晚辈，然后迈步上楼。郑老家在三楼，防盗门看起来有些年头，但擦得锃亮。他按响了门铃。
门很快被打开，是之前通电话的那位保姆。“是唐秘书长吧？郑老在书房等您。”保姆侧身让唐建科进来，态度客气而疏离。
房子面积不小，但装修和陈设都透着一股九十年代的风格，家具是实木的，保养得很好，沙发套洗得有些发白，但干净整洁。墙上挂着几幅字画，内容多是“宁静致远”、“澹泊明志”一类，显示出主人退休后的心境。
保姆将唐建科引到书房门口，轻轻敲了敲门，里面传来郑志国沉稳的声音：“进来。”
唐建科推门而入。书房里书香弥漫，四壁都是顶天立地的书柜，塞满了各种书籍。郑志国正坐在宽大的书桌后，戴着一副老花镜，手里拿着一本线装书，见唐建科进来，他放下书，摘掉眼镜，脸上露出一丝淡淡的、公式化的笑容。
“郑老，打扰您休息了。”唐建科微微躬身，态度恭敬。
“坐吧，小唐。谈不上打扰，人老了，觉少。”郑志国指了指书桌对面的椅子，目光在唐建科脸上停留了一瞬，那目光看似浑浊，却带着一种洞察世事的锐利，仿佛能穿透皮囊，看到人内心深处的盘算。
唐建科依言坐下，将公文包放在腿边。保姆端上来两杯清茶，然后悄无声息地退了出去，并轻轻带上了书房的门。房间里只剩下他们两人，气氛顿时变得有些凝滞。
“地方志……修订到哪个阶段了？遇到什么难题，非要找我这个老头子不可？”郑志国开门见山，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桌面那本线装书的封面，语气平淡，听不出喜怒。
唐建科知道，开场白必须自然，不能操之过急。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普通的笔记本和一支笔，翻开到事先准备好的几页，上面确实记录了一些关于九十年代末城市规划和重大项目建设的问题，看起来有模有样。
“郑老，主要是关于九八年到零二年那段时间，市里确定‘东扩南进’城市发展战略后，几个启动区，比如现在的城东新区、高新南板块，在最初的土地征用、基础配套规划上，档案记录有些地方存在矛盾或者语焉不详。比如，当时对新区建设配套的市政管网，是要求一步到位，还是允许分期建设？财政投入的侧重点在哪里？这些背景资料不清楚，写出来的志书就容易流于表面，缺乏深度。”唐建科提出的问题很具体，也很专业，完全符合他来的借口。
郑志国听完，微微颔首，似乎陷入了回忆。他慢条斯理地讲了起来，从当时的宏观经济背景，到清源市面临的发展瓶颈，再到班子内部的争论焦点，条理清晰，细节丰富，展现出一位老领导深厚的功底和清晰的记忆。
唐建科认真听着，不时在本子上记录几句，表现出极大的尊重和求知欲。但他心里清楚，这仅仅是铺垫。他必须找到一个恰当的、不露痕迹的切入点，将话题引向那个敏感的时代和那个特定的项目。
机会出现在郑志国讲到当时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压力巨大，常常需要“拆东墙补西墙”，甚至在一些非核心项目上允许“探索灵活方式”时。
唐建科适时地插话，语气带着恰到好处的请教意味：“郑老，您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最近在查档案时看到的一个小例子，可能就是个‘灵活探索’的体现，但我觉得有点意思。就是大概零九、一零年左右，老工业区搬迁的时候，有个配套的管网工程，规模不大。审计环节好像发现了一点程序上的小问题，当时的分管领导，就是李卫国副市长，还专门有过电话指示，要求必须严格按合同来，不能变通。”
他说到这里，刻意停顿了一下，观察郑志国的反应。老领导的脸上没有任何波澜，只是端起茶杯，轻轻吹了吹浮沫，呷了一口，然后放下杯子，淡淡地说：“哦？有这回事？李卫国同志……原则性一向是很强的。”
这句话说得四平八稳，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更看不出他对这件事知情与否。
唐建科心中微紧，知道必须再加一把火，但力度要掌握得极其精准。他继续用探讨业务的语气说道：“是啊，我也觉得这个指示很能体现当时对规范性的要求。不过有意思的是，我翻遍了档案，只找到一份记录那次电话指示的工作底稿，编号还是带‘B’的，对应的正式审计报告却怎么都找不到。郑老，按您当年的经验，这种重要的领导指示，最后没有体现在正式报告里，一般会是什么情况？是当时审计流程没走完，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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