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如墨，市委大楼的灯光次第熄灭，只有唐建科办公室的窗口，依旧固执地亮着一方清辉，像茫茫大海上唯一的灯塔，孤独而坚定。台灯下，那些凝聚着心血与风险的证据照片铺陈开来，冰冷的手机屏幕映照着他布满血丝却锐利如鹰隼的双眸。
“电话记录摘要”像一把钥匙，但仅仅有钥匙，还打不开那把沉重的大锁。梁老的警告言犹在耳，对手清除痕迹的手段之老辣，远超预期。那份至关重要的正式审计报告，如同石沉大海，杳无踪迹。唐建科深知，在官场，有时候“不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最致命的证据——它证明了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刻意掩盖真相。
他手中的“电话记录摘要”是孤证，虽然有力，但若由他这样一位正处在风口浪尖、与李卫国关系密切的副秘书长直接抛出，威力将大打折扣，极易被解读为狗急跳墙的辩护，甚至是精心策划的反扑。对手完全可以轻描淡写地否认，或将其扭曲为伪造，届时，他不仅救不了李卫国，自己也会立刻被汹涌的暗流吞没。
必须找到一个绝对安全、可靠的渠道。这个渠道，必须满足几个苛刻的条件：第一，能直接通天线，直达市委书记周明远，且能被周书记毫无保留地信任；第二，要完全避开高建设一派的眼线，过程必须绝密；第三，递交方式要巧妙，不能是简单的实名举报或工作汇报，最好能不着痕迹，让周书记认为是自己“发现”或“核实”了线索，而非被动接收。
直接面呈周明远？风险太高。周书记日理万机，自己一个副秘书长，若无正当理由，很难获得单独、长时间的汇报机会。即便见到，如何解释这些材料的来源？如何在短短时间内让周书记相信其真实性而非构陷？高建设经营多年，在市委内部盘根错节，谁能保证周明远身边的每一个人都绝对可靠？万一走漏半点风声，便是万劫不复。
通过机要渠道或信访渠道？更不可行。这些渠道都有既定的、多人经手的程序，材料一旦进入流转环节，就如同石子投入深潭，涟漪会扩散到哪里，完全无法控制。恐怕材料未到周明远案头，高建设那边就已经准备好应对之策了。
唐建科的指尖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发出沉闷的嗒嗒声。他的大脑飞速运转，将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几位德高望重的离退休老同志，在脑海中像过筛子一样仔细筛选。谁立场相对中立？谁与周明远书记有良好的私谊？谁又有足够的智慧和魄力，愿意在关键时刻秉持公义？
一个名字渐渐清晰起来——郑志国，前任市人大主任，刚刚退下来不到两年。这位老领导是清源本地成长起来的干部，素以刚正不阿、性格耿直着称，在本地政坛拥有极高的威望，即便是高建设，对其也要礼让三分。更重要的是，郑志国与周明远并非同一条线上的人，但周明远上任初期，为了稳定局面，曾多次虚心向这位老主任请教本地情况，两人有过不错的合作基础，彼此尊重。郑志国退休后，基本不问世事，但也正因如此，由他出面，反而更具超然性和说服力。
最关键的是，唐建科的岳父，与郑志国是早年党校的同窗，有过一段不错的交情。虽然岳父家一向低调，不愿参与政事，这层关系知道的人也不多，但此刻，这或许能成为叩开郑老家门的一块敲门砖。
思路渐渐明确，但具体操作仍需如履薄冰。他不能直接拿着材料去找郑志国，那会将这位老领导置于险地，也容易暴露自己。必须想一个更自然、更不引人注目的方式。
他拿起那个不常用的保密手机，沉吟片刻，拨通了一个号码。电话响了几声后被接起，传来一个温和的女声：“喂，你好？”
“请问是郑老家吗？我姓唐，唐建科。冒昧打扰，我想和郑老约个时间，前去拜访一下，请教一些关于本地志编纂的问题。我岳父是XXX，他常提起当年和郑老在党校学习的日子。”唐建科语气恭敬，理由也找得恰到好处——拜访离退休老领导，请教历史问题，合情合理，不会引起任何猜疑。
接电话的是郑老的保姆。她让唐建科稍等，过了一会儿，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略显苍老但中气十足的声音：“我是郑志国。小唐啊，你岳父身体还好吧？有什么事情，你说吧。”声音平淡，带着一丝长辈对晚辈的随意，也保持着适当的距离感。
“郑老，您好！冒昧打扰您。我岳父身体挺好，谢谢您关心。是这样，市里最近在组织修订地方志，涉及到一些九十年代末、二十世纪初的市政建设沿革，档案记录有些模糊。我岳父说您当年是亲历者，主持过相关工作，对那段历史最清楚不过。不知您是否方便，我想上门当面向您请教几个问题，主要是关于当时的一些决策背景和实际情况，确保志书编纂的准确性。”唐建科将借口说得圆融自然。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似乎在权衡。到了郑志国这个级别和年纪，对很多事都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敏锐直觉。他或许并不完全相信唐建科仅仅是为了地方志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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