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阳血战的辉煌胜利，如同一道分水岭，彻底扭转了南明与清廷在南方战场的战略态势。洪承畴率领的清军主力溃败北撤，不仅意味着永历政权化解了立国以来最严重的生存危机，更一举夺回了整个战局的主动权。长江以南，自湖广至岭南的广袤土地上，清军势力土崩瓦解，士气低落，再也无力组织起有效的战略防御。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摆在了永历监国朱常沅的面前。
桂林行在，不再是危机四伏的临时朝廷，而是号令半壁江山的权力中心。捷报如雪片般从各方传来：广西方向，焦琏趁势反击，将尚可喜、耿继茂的残部彻底逐出广西，兵锋甚至一度深入粤西；江西南部，明军各部闻衡阳大捷，士气大振，向赣州、吉安等地发起猛攻，清军望风投降；就连态度暧昧的孙可望，也派来了规格更高的使者，言辞谦恭了许多，表示愿“听候监国调遣”，共图北伐（尽管其诚意仍需时间检验）。
朝堂之上，群情激昂。许多文武大臣认为，应当趁此千载难逢之机，尽起大军，全线北进，一举收复湖广全境，饮马长江，甚至“直捣黄龙”的呼声也不绝于耳。
然而，经历了无数血火考验的朱常沅，却表现出超乎年龄的沉稳与远见。他在军事会议上，面对群臣的请战热潮，冷静地摊开了巨大的舆图。
“诸位爱卿，我军新胜，士气可用，此诚恢复之机。然，”他的手指划过长江，“洪承畴虽败，实力犹存，已退保岳州、武昌，凭借长江天险，重整旗鼓。我军历经苦战，伤亡颇重，亟需休整补充。新复之地，百废待兴，民心待抚。此时若倾尽全力，贸然北进，一旦受挫，前功尽弃。”
他提出了一个更为稳健、也更具雄心的战略方略——“巩固根本，缓步北推，水陆并进，经略长江”。
第一步：固本培元，消化胜利果实。
军事上： 不急于发动大规模北伐。主力部队撤回永州、衡阳、长沙等核心区域进行休整，补充兵员，更新装备，尤其是大力加强水师建设，在湘江、洞庭湖流域广造战船，训练水手，为未来据守长江天险做准备。同时，派精锐部队扫清湖南、江西境内的清军残余据点，彻底稳定后方。
政治上： 迅速在新收复的州府建立有效的行政管理，选派得力官员，推行与两广一致的轻徭薄赋政策，招抚流亡，恢复生产。朱常沅采纳沐涵（监国妃）的建议，开科取士，吸引南方士子，扩大统治基础。
外交上： 加大对孙可望的笼络力度，正式遣使，以监国名义册封其为“秦王”（虚衔），承认其对云南的实际控制，但要求其派兵出黔，威胁清军西南侧翼，牵制其兵力。同时，加紧密切与郑成功的联系，约定东西呼应，由郑成功在东南沿海发动更大规模的攻势，牵制清军江淮兵力。
第二步：以西促东，打通长江上游。
朱常沅采纳了李元胤的建议，将战略重点放在清军防御相对薄弱、且关系全局的长江上游。他任命李元胤为“总督湖广军务”，统率五万精锐，以归州的李来亨等夔东十三家义军为向导，向荆州、宜昌方向稳步推进，目标直指三峡门户，威胁四川清军，并试图与活跃在川鄂边境的大顺军余部（郝摇旗、刘体纯等）取得联系，形成对长江中游清军的战略夹击之势。
第三步：水陆齐发，会猎金陵。
在稳定西路的同时，朱常沅亲自坐镇长沙，协调中路和东路攻势。中路明军沿湘江北上，水陆并进，逐步收复岳阳、武昌，控制洞庭湖和江汉平原。东路则与郑成功紧密配合，由郑成功水师溯长江而上，明军陆师沿江东进，共同目标指向江南重镇南京（金陵）。
这是一个宏大的战略构想，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朱常沅深知“欲速则不达”的道理，他要求各部“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勿贪功冒进”。
战略既定，永历政权这台战争机器再次高效运转起来，但此次的节奏，却带有了一种从容不迫的自信。
永历四年秋至五年夏，战事按照朱常沅的规划稳步推进：
李元胤西路军进展顺利，连克州县，兵锋直逼荆州城下，清军长江上游防线风声鹤唳。
中路明军收复岳阳，水师初具规模，开始在洞庭湖与清军水师展开争夺。
郑成功不负所望，在江东发动大规模攻势，牵制了大量清军。
孙可望在得到“秦王”封号后，虽未全力出击，但也派兵出黔，对清军西南翼形成了一定的压力。
至永历五年秋，明军已基本肃清湖南全境，兵临武昌城下；西路李元胤已对荆州形成包围；郑成功的水师活跃在长江口。整个长江以南沿岸，除少数几个孤立的城市外，已尽数飘扬永明旗帜。清军被迫收缩至武昌、九江、安庆等沿江重点城市，凭借水师和城防苦苦支撑。
朱常沅携沐涵，御驾驻跸于刚刚收复的武昌城外的行营。站在蛇山之上，眺望着滚滚东流的长江，对岸就是仍在清军控制下的汉口、汉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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