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历十年的春夏之交，南京城。秦淮河的流水载着落日的余晖，也载着这座古老帝都渐渐恢复的生机。市井的喧嚣取代了战时的死寂，码头重新变得繁忙，商铺的招牌在秋风中轻轻摇晃。尽管城墙上的弹痕依旧触目惊心，尽管许多街巷仍可见焚毁的废墟，但一种顽强的、名为“希望”的力量，正在这座城市，乃至整个永历政权控制下的江南大地悄然滋生。
这变化的根源，源于监国朱常沅入驻南京后，雷厉风行却又审慎推出的一系列新政。近半年的苦心经营，如同春雨润物，开始结出初步的果实。这一日，朱常沅在行在便殿，陆续听取了户部、兵部、吏部及靖安司的述职，一幅关于政权新生的图景逐渐清晰起来。
户部尚书严起恒眉宇间虽然仍带着疲惫，但语气中已透出几分如释重负的轻快：“托监国洪福，将士用命，去岁至今推行之新政，已初见成效。”他手持账册，一一奏报：
“财务方面，盐政革新最为显着。两淮盐场已大部恢复生产，新颁‘盐引法’，革除积弊，引商直达，减少盘剥，至今已收盐税课银四十五万两，预估明年可逾百万，已成朝廷岁入一大支柱。市舶司于宁波、上海重启，海禁稍弛，南洋、倭国商船渐至，关税虽初开，已入账十余万两。漕粮虽因缲免及战乱影响，苏松湖嘉等府实征不及旧额十一，然亦解送粮米四十万石入库，暂缓饥荒。加之整顿矿课、茶马等杂税，如今太仓岁入，已可勉强支撑朝廷日常及侍卫亲军、水师之饷需，虽仍拮据，然已非去岁捉襟见肘之窘境。”
朱常沅微微颔首，这无疑是雪中送炭。他知道，这数字远未恢复明朝全盛时期江南的财力，但至少让政权摆脱了即刻崩溃的财政危机。
兵部尚书万元吉（代表兵部）接着奏报，语气带着武将的铿锵：“军事上，成效尤为显着。其一，侍卫亲军万二千人已成军，俱是百战精锐与良家子中精选，甲械精良，操练刻苦，士气高昂。周谌将军治军有方，如今已堪一战，成为行在可靠屏藩。其二，水师经周瑞提督整顿，新增、修缮战船百余艘，控制长江下游，贯通漕运，威震沿海，虏酋不敢正视。其三，各镇边防军经汰弱留强，核定员额，老弱转为屯田，战力反有提升。目前，我朝直辖能战之兵，约二十八万，部署于长江沿岸及浙北要地，防线渐固。”
这无疑是定心丸。一支直接效忠中央的精锐和一支强大的水师，是政权生存的基石。
吏科给事中（代表吏部考核）的奏报则更侧重于民生与吏治：“地方治理，亦有起色。监国‘缲免钱粮’之仁政，江南百姓额手称庆，流民渐次归乡。去岁冬及今春，各地官府组织修复塘陂、疏浚河道，发放粮种、耕牛，春耕得以顺利进行，秋收在望，民心渐安。靖安司监察各地，官场风气为之一新，贪墨、推诿之情弊较前大减，行政效率提高。尤其《永历考成法》 推行后，官员皆知勤勉务实方可晋升，空谈之风稍敛。”
沐涵也补充道：“靖安司细作回报，新复州县，士绅百姓，初时犹疑，今见王师军纪严明，官员亦多实心任事，渐释疑虑，民间于监国颇多称颂。江南文风鼎盛，近日亦有士子作诗赋歌颂中兴气象者。”
听着这一项项奏报，朱常沅一直紧绷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难以察觉的舒缓。这半年的呕心沥血，宵衣旰食，总算没有白费。经济上站稳了脚跟，军事上强化了核心，吏治上整顿了风气，民生上得到了喘息。一个政权雏形，已然具备。这便是“中兴气象” ，是黑暗中劈开的第一缕曙光。
然而，无论是朱常沅，还是李元胤、沐涵、严起恒等核心重臣，都清醒地知道，这“气象”之下，潜藏着巨大的隐忧与挑战。喜悦只是短暂的，更多的问题亟待解决。
隐忧一：财政基础依然脆弱。 严起恒直言不讳：“监国，现今岁入，仅能维持，且多赖盐课、市舶等非常项。江南赋税大宗——田赋，因缲免及战乱，恢复缓慢。一旦有大规模战事，或天灾频仍，国库顷刻便空。且各地镇军饷银，仍时常拖欠，将士虽有忠义，然长久不免怨望。”
隐忧二：新旧势力整合远未完成。 沐涵低声道：“归附官员、士绅，其心难测。军中，元勋宿将与新附将领之间，亦存芥蒂。近日闻报，浙江焦琏将军麾下，与地方士绅往来过密，虽为筹措军饷，然……恐非长久之策。” 这话点到即止，却暗指“强枝弱干”的风险仍在。
隐忧三：外部威胁丝毫未减。 李元胤沉声道：“虏廷虽新败，然根基犹在。近日探马回报，清酋多尔衮正在北方大肆调兵遣将，恐有报复之举。西南孙可望、李定国等，态度暧昧。郑成功郡王虽与我交好，然其志在东南。天下大势，仍是危如累卵。”
隐忧四：土地问题悬而未决。 朱常沅想起沐涵此前呈上的《荆襄垦政疏》，那试图触碰最根本问题的方案，因阻力巨大，至今仍在激烈争论中，未能推行。无地流民、土地兼并，这个导致前明覆亡的痼疾，依然是永历政权脚下最危险的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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