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番话既给了户部尚书面子，又指明了新机构的定位——它不取代户部，而是专门负责最棘手、最容易流失的几项大宗税源。
“然则，”镇粤公李元胤出列问道，他是实际掌握两广军务的重臣，发言分量极重，“度支司征税范围、税则如何定？若与地方有司冲突，孰先孰后？且盐茶市舶诸税，多有将帅、藩王插手，如延平王郑氏掌沿海贸易，晋王在云南开矿，若度支司强行征榷，恐生事端。”
这话问到了要害。所有目光都聚焦在朱常沅身上。
“李公所虑极是。”朱常沅颔首，显然早有准备，“度支司主征五项：盐课、茶课、市舶税、矿税、关税。田赋丁银仍归户部，以免扰民。税则——”他顿了顿，“皆以万历旧额为基准，不得擅加。市舶、关税，则依货物多寡、价值高低，定三则九等，明示天下，不得勒索刁难。各关津渡口，须张榜公布税则，违者严惩不贷！”
“至于与地方有司冲突……”朱常沅的目光变得锐利，“军国大事，度支优先。凡阻挠度支公务者，以贻误军机论处！但度支吏员亦需恪守法度，若有贪墨苛敛，准许地方有司直奏监国府，查实严办！”
这是给了度支司优先权，但也套上了枷锁。
“至于藩王、将帅……”朱常沅缓缓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盐茶矿舶之利，乃国家公器，非私产可擅。然孤亦知各镇确有难处。故诏：度支司所征税银，三成留贮地方，充作军需；七成解送太仓，统筹调度。延平王、晋王等处，可派员参与度支分司，共理税务，账目公开，岁终核算。”
这是妥协，也是底线——税必须交，但可以留成，可以参与管理。既维护了中央权威，也照顾了地方实情。
朝堂上一片寂静，所有人都在消化这套复杂的安排。
“然则，”一直沉默的兵部尚书出列，“度支司征税，需有力稽查。往者锦衣卫缉私，多有扰民。今锦衣卫已裁，若遇豪强抗税、私枭横行，又如之何？”
这个问题直指核心——没有暴力机关支撑，税吏就是任人宰割的羔羊。
朱常沅深吸一口气：“此事孤已思之。度支司可自募巡税丁勇，每省不过五百，需本地良家子，由度支使选拔统辖。另，各镇总兵、卫所，有协税之责。遇大股私枭，可请当地驻军协剿，所获赃物，三成充赏。”
这是无奈之举。没有了锦衣卫这样的直属暴力机器，只能依靠地方军队，而这必然带来新的问题——军队若与豪强勾结，又当如何？
但此时此刻，朱常沅别无选择。
“度支使人选，”他继续宣布，“孤思虑已久。着原户部右侍郎、总漕运侍郎沈廷扬，署理度支使，加太子少保衔，全权筹办。”
沈廷扬！此人乃崇祯朝老臣，崇祯十六年漕运断绝时，曾冒险走海路运粮至天津，缓解京师饥荒，是有名的干才，且精通漕运、海运、贸易诸事。更重要是，此人清正廉直，在江南士绅中声誉颇佳。用他主持这得罪人的差事，再合适不过。
“臣，领旨谢恩！”年过五旬的沈廷扬出列跪倒，声音哽咽。他知道这是个火山口，但国事如此，义不容辞。
朱常沅注视着他，从怀中取出一方金印：“沈卿，此度支使关防，今日付汝。持此印，可专折奏事，直达天听。另，孤予你三项特权：一，可于南京、苏州、杭州、广州、武昌五处设铸钱局，铸造‘永历通宝’，以平钱法；二，可招募熟知商贾之事者为度支吏员，不必拘于科举正途；三，度支司账目，每月呈报监国府，每年公开张贴于通衢，受天下人监督！”
没有锦衣卫的刀，就用阳光来防腐。公开账目，这在大明历史上是破天荒的。
朝会从清晨持续到午后。当日头偏西时，最后一项人事任命——以黔国公沐天波长子沐忠显为云南度支分司主事——宣布完毕。朱常沅已嗓音沙哑：
“诸卿，国事至此，非变法无以图存。度支司之行，关乎国运，关乎天下苍生。望诸卿体念时艰，共成此事。但有阻挠新政、贪墨税银、通同舞弊者，勿谓言之不预！”
“臣等谨遵监国教诲！千岁千岁千千岁！”山呼再起。
退朝后，朱常沅独留李元胤、户部尚书、沐涵、沈廷扬四人至文华殿侧室。
没有外人在场，朱常沅卸下了朝堂上的威严，眉宇间尽是疲惫：“诸卿，今日之事，孤知艰难。然国势如此，不行非常之法，必亡无疑。”
沈廷扬老泪纵横：“老臣年已五十有三，本应致仕还乡。然监国不以臣老迈，委以重任，臣敢不竭股肱之力，以报君恩！纵使千难万险，亦当一往无前！”
“好！”朱常沅握住老臣的手，“沈卿，度支司初立，如婴儿学步，步步需稳。盐税为先，茶税次之，市舶、关税再次之。矿税最易扰民，可暂缓。所募丁勇，务必精挑细选，宁缺毋滥。账目公开，一字不可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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