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番话既给了户部尚书面子,又指明了新机构的定位——它不取代户部,而是专门负责最棘手、最容易流失的几项大宗税源。
“然则,”镇粤公李元胤出列问道,他是实际掌握两广军务的重臣,发言分量极重,“度支司征税范围、税则如何定?若与地方有司冲突,孰先孰后?且盐茶市舶诸税,多有将帅、藩王插手,如延平王郑氏掌沿海贸易,晋王在云南开矿,若度支司强行征榷,恐生事端。”
这话问到了要害。所有目光都聚焦在朱常沅身上。
“李公所虑极是。”朱常沅颔首,显然早有准备,“度支司主征五项:盐课、茶课、市舶税、矿税、关税。田赋丁银仍归户部,以免扰民。税则——”他顿了顿,“皆以万历旧额为基准,不得擅加。市舶、关税,则依货物多寡、价值高低,定三则九等,明示天下,不得勒索刁难。各关津渡口,须张榜公布税则,违者严惩不贷!”
“至于与地方有司冲突……”朱常沅的目光变得锐利,“军国大事,度支优先。凡阻挠度支公务者,以贻误军机论处!但度支吏员亦需恪守法度,若有贪墨苛敛,准许地方有司直奏监国府,查实严办!”
这是给了度支司优先权,但也套上了枷锁。
“至于藩王、将帅……”朱常沅缓缓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盐茶矿舶之利,乃国家公器,非私产可擅。然孤亦知各镇确有难处。故诏:度支司所征税银,三成留贮地方,充作军需;七成解送太仓,统筹调度。延平王、晋王等处,可派员参与度支分司,共理税务,账目公开,岁终核算。”
这是妥协,也是底线——税必须交,但可以留成,可以参与管理。既维护了中央权威,也照顾了地方实情。
朝堂上一片寂静,所有人都在消化这套复杂的安排。
“然则,”一直沉默的兵部尚书出列,“度支司征税,需有力稽查。往者锦衣卫缉私,多有扰民。今锦衣卫已裁,若遇豪强抗税、私枭横行,又如之何?”
这个问题直指核心——没有暴力机关支撑,税吏就是任人宰割的羔羊。
朱常沅深吸一口气:“此事孤已思之。度支司可自募巡税丁勇,每省不过五百,需本地良家子,由度支使选拔统辖。另,各镇总兵、卫所,有协税之责。遇大股私枭,可请当地驻军协剿,所获赃物,三成充赏。”
这是无奈之举。没有了锦衣卫这样的直属暴力机器,只能依靠地方军队,而这必然带来新的问题——军队若与豪强勾结,又当如何?
但此时此刻,朱常沅别无选择。
“度支使人选,”他继续宣布,“孤思虑已久。着原户部右侍郎、总漕运侍郎沈廷扬,署理度支使,加太子少保衔,全权筹办。”
沈廷扬!此人乃崇祯朝老臣,崇祯十六年漕运断绝时,曾冒险走海路运粮至天津,缓解京师饥荒,是有名的干才,且精通漕运、海运、贸易诸事。更重要是,此人清正廉直,在江南士绅中声誉颇佳。用他主持这得罪人的差事,再合适不过。
“臣,领旨谢恩!”年过五旬的沈廷扬出列跪倒,声音哽咽。他知道这是个火山口,但国事如此,义不容辞。
朱常沅注视着他,从怀中取出一方金印:“沈卿,此度支使关防,今日付汝。持此印,可专折奏事,直达天听。另,孤予你三项特权:一,可于南京、苏州、杭州、广州、武昌五处设铸钱局,铸造‘永历通宝’,以平钱法;二,可招募熟知商贾之事者为度支吏员,不必拘于科举正途;三,度支司账目,每月呈报监国府,每年公开张贴于通衢,受天下人监督!”
没有锦衣卫的刀,就用阳光来防腐。公开账目,这在大明历史上是破天荒的。
朝会从清晨持续到午后。当日头偏西时,最后一项人事任命——以黔国公沐天波长子沐忠显为云南度支分司主事——宣布完毕。朱常沅已嗓音沙哑:
“诸卿,国事至此,非变法无以图存。度支司之行,关乎国运,关乎天下苍生。望诸卿体念时艰,共成此事。但有阻挠新政、贪墨税银、通同舞弊者,勿谓言之不预!”
“臣等谨遵监国教诲!千岁千岁千千岁!”山呼再起。
退朝后,朱常沅独留李元胤、户部尚书、沐涵、沈廷扬四人至文华殿侧室。
没有外人在场,朱常沅卸下了朝堂上的威严,眉宇间尽是疲惫:“诸卿,今日之事,孤知艰难。然国势如此,不行非常之法,必亡无疑。”
沈廷扬老泪纵横:“老臣年已五十有三,本应致仕还乡。然监国不以臣老迈,委以重任,臣敢不竭股肱之力,以报君恩!纵使千难万险,亦当一往无前!”
“好!”朱常沅握住老臣的手,“沈卿,度支司初立,如婴儿学步,步步需稳。盐税为先,茶税次之,市舶、关税再次之。矿税最易扰民,可暂缓。所募丁勇,务必精挑细选,宁缺毋滥。账目公开,一字不可假!”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