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春时节的江南，总带着股化不开的温润。钱塘江北岸的风裹着西湖断桥边飘飞的柳絮，像撒了把轻柔的雪，一路悠悠荡荡飘向几十里外的永宁村。村口那棵老槐树约莫有上百年光景，皲裂的树干上抽出嫩黄的新绿，枝桠间还挂着孩童们系的红绳，随风轻轻晃荡。树底下，四个半大的孩童正围着磨得发亮的青石碾子嬉闹，有的趴在碾盘上荡秋千，有的举着刚抽的柳梢互相追打，清脆的笑声惊飞了枝头上的麻雀。就在这时，有个穿粗布褂子的孩子突然指着官道尽头嚷嚷：“你们看！那是什么人？”
众人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只见一道褴褛身影正慢悠悠走来。那人身形不算高大，却透着股说不出的自在劲儿——头戴一顶边缘磨破的旧僧帽，帽沿歪歪斜斜耷拉着，遮住了大半张脸，只露出一截线条分明的下巴和嘴角若有若无的笑意；身上那件僧袍更是补丁摞补丁，青一块灰一块，领口和袖口磨得发亮，竟能隐约照见人影，显然是穿了许多年；脚下一双草鞋早已磨得底朝天，露出的脚趾沾着些许泥点，却干净利落；手里摇着把缺了三根齿的破蒲扇，扇面上还沾着块没洗干净的油渍，走一步晃三晃，脚尖踢着路边的小石子，嘴里哼着谁也听不懂的俚曲，调子忽高忽低，时而像村头老戏班的唱腔，时而又成了田埂上农夫的号子，活脱脱一副疯癫穷僧的模样。
这僧人不是别人，正是灵隐寺大名鼎鼎的济公禅师，俗名李修缘。他前几日还在西湖边的“醉仙楼”跟掌柜的讨酒喝，醉意朦胧间忽然想起多年未见的娘舅王安士，算算日子，离上次捎信回家已有三载，不知老舅身体是否康健，便揣了半块啃剩的烧饼，一路晓行夜宿往永宁村赶。白日里就跟着赶车的脚夫蹭路，夜里要么宿在破庙，要么就靠在老树下打盹，倒也不觉得辛苦。可真到了村口这棵老槐树下，他却忽然停下脚步，将破蒲扇往腰间的布带里一插，双手背在身后，望着村里错落排布的屋舍，重重地叹了口气，那口气里带着旅途的风尘，更藏着几分归乡的复杂滋味。
“兔走荒苔，狐眠败叶，当年歌舞地；露冷黄花，烟迷剩草，旧日征战场啊。”济公喃喃自语，声音压得极低，带着几分常人难察的怅惘，连眼角都悄悄泛起一丝红意。他离家已近十载，当年离家时还是个眉眼青涩的少年郎，如今已是饱经风霜的僧人。记忆里的永宁村，家家户户都是青砖黛瓦，院墙上爬满了牵牛花，村口的石板路被雨水冲刷得油亮；可如今望去，村东头新盖了不少土坯房，墙头上还堆着未用完的稻草，当年跟在他身后一口一个“修缘哥”的稚童，此刻正搂着个穿花布衫的小娃站在院门边张望，脸上满是陌生的打量，看他这副破烂模样，还悄悄往大人身后躲了躲。
济公忍不住笑了笑，伸手摸了摸自己下巴上刚冒出来的胡茬。时光这把刻刀真是不留情面，不仅在他脸上刻下了痕迹，更把故乡雕得既熟悉又陌生。他记得村西头的老井，井水清甜甘冽，夏天泡上西瓜，能甜到心里去；记得村南的晒谷场，秋收时满是金黄的稻谷，孩子们在谷堆里打滚，身上沾满了谷糠的香气；可此刻望去，老井边多了个新砌的石栏，晒谷场旁盖起了两间牲口棚，一切都变了，又好像什么都没变。
目光缓缓扫过村西头，济公的眼神忽然顿了顿，脚步也不由自主地往那边挪了几步。路北那三座相连的大门格外显眼，正是他儿时再熟悉不过的地方——中间那座朱漆大门敞开着，门楼上悬挂的“王府”匾额虽有些褪色，边缘也起了些卷毛，却依旧透着几分大户人家的气派，门两旁的石狮子被雨水冲刷得发亮，嘴角还留着孩童们涂抹的红点；东隔壁是韩家的宅院，院墙新刷了白灰，在阳光下亮得晃眼，墙角种着几株月季，正开得娇艳；而西隔壁那座大门，却贴着两道泛黄的封条，封条上的字迹早已模糊不清，铜制的门环上锈迹斑斑，用手一摸就能蹭下一层铁锈，门楣上还能看到“李府”两个字的残痕，正是他李家当年的祖宅。
当年他执意要去灵隐寺出家，爹娘把门槛都哭破了，他却铁了心要走，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家。没成想这一去，竟成了与爹娘的永别。后来从送信的脚夫口中得知，爹娘因思念他过度，忧思成疾，不到两年就相继离世。娘舅王安士念及姐妹情分，更是疼惜他这个外甥，当即派人把李家宅院腾空封存，连他儿时睡过的雕花床、用过的笔墨纸砚，都小心翼翼地收在厢房里，还特意嘱咐管家李福时常打扫，盼着他有朝一日能回心转意，重新回家。
如今睹物伤情，济公仿佛又看到了儿时的场景：春日里，他在院里追逐着蝴蝶，母亲站在廊下，手里拿着绣帕喊他：“修缘，慢点跑，别摔着！”；夏日的夜晚，父亲坐在葡萄架下，给他讲三国故事，手里的蒲扇慢悠悠地摇着，扇走了蚊虫，也扇来了清凉；冬日里，一家人围坐在火塘边，吃着热气腾腾的饺子，笑声能飘出半条街。想到这里，济公的眼眶不禁有些发热，他抬手想抹掉眼角的泪水，却忘了自己脸上沾着旅途的泥灰，一下蹭了满手，还抹了个花脸，引得旁边看热闹的孩童一阵哄笑，有个胆大的孩子还喊道：“疯和尚，脸花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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