腹?——墨家巨子，被秦风以墨家“三表法”诠释“格物致用”，并以“以不可战胜之力，使敌不敢攻；以富足安乐之实，使民不愿战”来重新定义“非攻”，这番言论如同惊雷，在他沉寂多年的心湖中炸开层层波澜。
他一生践行墨翟之学，深知“非攻”理想在弱肉强食的乱世何等艰难，往往陷入“以守止攻”却被动挨打，或“以义战反不义”却难脱杀伐的困境。
秦风的说法，为他推开了一扇从未想过的窗——将“非攻”的主动权，从道德呼吁和被动防御，转向了基于实力的威慑与基于民生的根本消弭。
他定了定神，压下心中激荡，再次开口，这次的问题更加核心，直指墨家学说与现实应用的矛盾：“秦院主高论，发人深省。
然，老朽尚有数惑。
其一，墨家倡‘节用’，反对奢靡。
然观天工院，物料靡费，匠人云集，所出之物，或精巧绝伦，此非与‘节用’相悖？
其二，墨家‘尚贤’，然秦之法，‘有功乃得显贵’，重军功而轻德行技艺，天工院能例外否？
其三，墨家言‘天志’，以为天有意志，赏善罚恶。
然秦院主‘格物’，穷究物理，似不言天志，岂非与天相悖？”
这三个问题，可视为墨家对秦风理念的终极考验。
禽滑厘在旁听得手心冒汗，深知此乃巨子代表整个墨家在发问。
秦风神色却愈发从容。
他端起茶盏，轻啜一口，整理思绪，缓缓道来：
“老先生所问，皆切中肯綮。秦风试以浅见答之，权作探讨。”
“先论‘节用’。”
秦风放下茶盏，“墨家节用，意在反对无益于民生的奢靡消耗，使财物用于实处，此心可敬。
然，‘用’之节与费，不可仅看眼前消耗，更需计长远损益。
譬如，天工院试制新式水车，所费木料人工不少，看似不‘节’。
然此水车成，一具可溉田百亩，省民力数十，增粮产数成。
相较之下，前期所费，可称‘节’否？又如，研制良药以防疫病，所费药材、工时甚巨，然活人无数，省却因疫病致死、致贫之后续无穷耗费，此非大‘节’乎？
故秦风以为，‘节用’之真谛，在于将有限之力，用于能产生最大、最持久民生效益之处。
盲目俭省，或因噎废食，反损民力。天工院所费，皆经评议，力求其‘用’可倍增民生之利。
此非悖‘节用’，实为达‘节用’之更高境界——以智用力，以技省力。”
腹?目光微凝，陷入思索。
以长远效益、民生增益来定义“节用”，这确实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俭省。
“再论‘尚贤’与秦法。”
秦风继续道，“秦以军功爵，重实效，此乃乱世求存、一统天下时之必须。
然天下已定，治国需文武并举，需百工兴盛。
天工院之立，本身便是陛下‘尚贤’之体现——不论出身，但问其能。
院内《章程》明定，凡有实绩，无论工匠、吏员，皆可依功受赏、晋升，乃至赐爵。
此非悖秦法，乃补秦法于‘文功’‘技功’之不足。
至于德行，秦风以为，能恪守职分，精研技艺，利国利民，便是大德。
天工院亦有监察，惩处作奸犯科、虚报造假之徒。
‘尚贤’之要，在于建立通道，使有能者得其位，有德者受其荣，有绩者获其赏。
天工院，正致力于打造此通道。”
这番话，将墨家“尚贤”与秦的“军功爵”及天工院的“绩效制”做了调和，指出了一条在帝国框架内实现“技术尚贤”的可能路径。
“最后，论‘天志’。”
秦风语气转为肃穆，“墨家言天有意志，赏善罚恶，以为规矩。
秦风深敬此心，此乃导人向善、敬畏天地之良言。
然，‘格物’所求，在探究这天地万物运行之‘规矩’本身。
天为何降甘霖？为何起风雷？为何有四季？为何物能载舟亦能覆舟？此等‘规矩’，或可称为‘天道’‘物理’，亦是‘天志’之体现——一种不以人善恶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的法则。
格物，便是以谦卑之心，以实测之法，去学习、理解、顺应进而利用这些‘天志’法则，以利民生。
譬如，明晓水力，可造水车灌溉，此顺‘天志’而利民；不知疫病之‘理’（一种微观‘天志’），则难以防范，此逆‘天志’而害生。故格物与敬天，并非相悖。
敬天知命，格物穷理，顺势利民，此三者一体。
不言赏罚之天志，而究规律之天志，或可视为对墨家‘天志’说之另一种深究与拓展。”
“敬天知命，格物穷理，顺势利民……”腹?喃喃重复，眼中光芒大盛，仿佛看到了一条贯通古老信仰与现实探索的新路径。
秦风将“天志”从人格化的赏罚主宰，转化为客观的规律法则，并将“格物”视为对这一天志的探索与顺应，这既未否定墨家的敬畏之心，又为其注入了理性求索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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