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文元年二月末,南京城春寒料峭,秦淮河畔的垂柳却已抽了新芽。贡院街两侧的茶楼酒肆,这几日格外热闹。穿着儒衫的士子们聚在一处,议论纷纷,时而慷慨激昂,时而扼腕叹息。话题的中心,是三日前礼部张贴出的《建文元年科举改制诏》。
“……自今年始,乡试、会试增‘实学’一科,考算术、格致、地理、农工常识。原四书五经考卷,亦需有实学见解。取士比例:经义六,实学四……”
“荒唐!荒唐至极!”太白楼二层临窗位置,一个三十许岁的青衫举人将茶盏重重顿在桌上,满脸愤懑,“科举取士,取的是通晓圣贤之道、能牧民治国的经世之才。如今竟要考那些奇技淫巧、匠作之术,这成何体统!”
同桌几人纷纷附和。一个年长些的秀才捻须道:“王兄所言极是。这实学,说穿了就是李景隆搞出来的那些东西。蒸汽机、铁船、铁路——这些匠人的活计,怎能登大雅之堂?朝廷这是要逼吾等读书人去学工匠之术,斯文扫地啊!”
“何止如此。”另一人压低声音,“听说新政督办处还下了文书,各地官学、书院,需开实学课,聘格物院的人来讲学。咱们南京国子监,下个月就要开第一堂‘格物入门’,授课的居然是格物院一个什么‘匠师’,连功名都没有!”
“哗啦”一声,临桌一个年轻士子猛地站起,面色涨红:“诸君!吾等寒窗苦读十数载,为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是去学怎么烧锅炉、造铁船!朝廷此举,是弃圣贤之道,逐末利之技!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这番言论引起一片叫好。楼内群情激愤,有人提议联名上书,有人要去找学政抗议。角落里,一个一直沉默的白衣书生忽然开口,声音不大,却让周围安静下来:
“诸君可曾想过,为何朝廷要行此改制?”
众人看向他。书生约莫二十出头,面容清癯,眼神沉静,正是国子监监生陈献章(注:历史上明代大儒,此处年轻化)。他放下茶盏,缓缓道:“去岁大同之围,若无新式火炮、铁路运兵,结果如何?东南海疆,若无‘镇海级’战舰,葡萄牙人、倭寇可会退去?这些,都是实学之功。”
“陈兄,你怎可长他人志气!”先前那青衫举人不悦。
“非是长志气,是说实话。”陈献章平静道,“圣贤之道,是治国之本。但若无强兵利器,鞑虏叩关时,能用《论语》退敌么?若无舟船之利,海寇劫掠时,能用《孟子》御寇么?实学,是强国之器。本固而器利,国方能安。”
“可器乃末流!君子不器!”
“但君子需用器。”陈献章反问,“农人用耒耜,方能耕田养民;工匠用规矩,方能制器利国。士人若只知经义,不识实务,如何为官一方,造福百姓?我观这次改制,并非要吾等弃经义,而是要经义与实务结合。既能通圣贤之道,又知民生疾苦、技术利害,如此方为真才。”
他顿了顿,看向窗外熙攘的街市:“诸君不妨看看外面。蒸汽机纺出的棉布,价廉物美,寻常百姓也穿得起;铁路通了,北方的煤、南方的米,流通便捷,物价平稳;海军强了,海商敢远航,带回海外奇货、白银。这些,不是实实在在的利民么?”
楼内一时静默。有人沉思,有人不以为然,但也无人能立刻反驳。
此时,楼下传来马蹄声和吆喝声。众人探头望去,只见一队兵丁护着几辆大车驶过街道,车上盖着油布,露出下面崭新的铁轨截面。车旁有吏员敲锣宣告:
“新政督办处告示——南京至镇江铁路段,即日招募民夫!日给米一升,钱三十文,按月结算!另招识字算数文书,待遇从优!”
人群一阵骚动。有衣衫褴褛的汉子挤上前询问细节,有落魄书生犹豫着是否去应募文书。楼上,那青衫举人冷笑:“看看,与民争利,引车卖浆者流!”
陈献章却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衣冠:“诸君慢用,在下要去督办处应募文书之职。”
“什么?”众人愕然。
“家贫,需谋生计。”陈献章坦然道,“且我也想亲眼看看,这铁路、这新政,究竟是如何做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纸上得来终觉浅。”
他拱手一礼,转身下楼。背影消失在楼梯口,留下一楼士子面面相觑。
几乎同时,紫禁城文华殿内,也在进行一场激烈的争论。
朱标端坐御案后,面色沉静地看着下方慷慨陈词的御史郭琏。这位年过五旬的老臣,是都察院有名的硬骨头,此刻正捧着笏板,声音因激动而发颤:
“……陛下!科举乃国朝取士根本,关乎天下士子人心,关乎圣学道统!贸然改制,强塞所谓‘实学’,此乃动摇国本之举!江南已有士子联名,湖广、山东学政亦上疏质疑。长此以往,恐寒了天下读书人之心,酿成大患啊陛下!”
朱标不语,目光扫向一旁肃立的李景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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