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文元年二月末，南京城春寒料峭，秦淮河畔的垂柳却已抽了新芽。贡院街两侧的茶楼酒肆，这几日格外热闹。穿着儒衫的士子们聚在一处，议论纷纷，时而慷慨激昂，时而扼腕叹息。话题的中心，是三日前礼部张贴出的《建文元年科举改制诏》。
“……自今年始，乡试、会试增‘实学’一科，考算术、格致、地理、农工常识。原四书五经考卷，亦需有实学见解。取士比例：经义六，实学四……”
“荒唐！荒唐至极！”太白楼二层临窗位置，一个三十许岁的青衫举人将茶盏重重顿在桌上，满脸愤懑，“科举取士，取的是通晓圣贤之道、能牧民治国的经世之才。如今竟要考那些奇技淫巧、匠作之术，这成何体统！”
同桌几人纷纷附和。一个年长些的秀才捻须道：“王兄所言极是。这实学，说穿了就是李景隆搞出来的那些东西。蒸汽机、铁船、铁路——这些匠人的活计，怎能登大雅之堂？朝廷这是要逼吾等读书人去学工匠之术，斯文扫地啊！”
“何止如此。”另一人压低声音，“听说新政督办处还下了文书，各地官学、书院，需开实学课，聘格物院的人来讲学。咱们南京国子监，下个月就要开第一堂‘格物入门’，授课的居然是格物院一个什么‘匠师’，连功名都没有！”
“哗啦”一声，临桌一个年轻士子猛地站起，面色涨红：“诸君！吾等寒窗苦读十数载，为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是去学怎么烧锅炉、造铁船！朝廷此举，是弃圣贤之道，逐末利之技！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这番言论引起一片叫好。楼内群情激愤，有人提议联名上书，有人要去找学政抗议。角落里，一个一直沉默的白衣书生忽然开口，声音不大，却让周围安静下来：
“诸君可曾想过，为何朝廷要行此改制？”
众人看向他。书生约莫二十出头，面容清癯，眼神沉静，正是国子监监生陈献章（注：历史上明代大儒，此处年轻化）。他放下茶盏，缓缓道：“去岁大同之围，若无新式火炮、铁路运兵，结果如何？东南海疆，若无‘镇海级’战舰，葡萄牙人、倭寇可会退去？这些，都是实学之功。”
“陈兄，你怎可长他人志气！”先前那青衫举人不悦。
“非是长志气，是说实话。”陈献章平静道，“圣贤之道，是治国之本。但若无强兵利器，鞑虏叩关时，能用《论语》退敌么？若无舟船之利，海寇劫掠时，能用《孟子》御寇么？实学，是强国之器。本固而器利，国方能安。”
“可器乃末流！君子不器！”
“但君子需用器。”陈献章反问，“农人用耒耜，方能耕田养民；工匠用规矩，方能制器利国。士人若只知经义，不识实务，如何为官一方，造福百姓？我观这次改制，并非要吾等弃经义，而是要经义与实务结合。既能通圣贤之道，又知民生疾苦、技术利害，如此方为真才。”
他顿了顿，看向窗外熙攘的街市：“诸君不妨看看外面。蒸汽机纺出的棉布，价廉物美，寻常百姓也穿得起；铁路通了，北方的煤、南方的米，流通便捷，物价平稳；海军强了，海商敢远航，带回海外奇货、白银。这些，不是实实在在的利民么？”
楼内一时静默。有人沉思，有人不以为然，但也无人能立刻反驳。
此时，楼下传来马蹄声和吆喝声。众人探头望去，只见一队兵丁护着几辆大车驶过街道，车上盖着油布，露出下面崭新的铁轨截面。车旁有吏员敲锣宣告：
“新政督办处告示——南京至镇江铁路段，即日招募民夫！日给米一升，钱三十文，按月结算！另招识字算数文书，待遇从优！”
人群一阵骚动。有衣衫褴褛的汉子挤上前询问细节，有落魄书生犹豫着是否去应募文书。楼上，那青衫举人冷笑：“看看，与民争利，引车卖浆者流！”
陈献章却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衣冠：“诸君慢用，在下要去督办处应募文书之职。”
“什么？”众人愕然。
“家贫，需谋生计。”陈献章坦然道，“且我也想亲眼看看，这铁路、这新政，究竟是如何做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纸上得来终觉浅。”
他拱手一礼，转身下楼。背影消失在楼梯口，留下一楼士子面面相觑。
几乎同时，紫禁城文华殿内，也在进行一场激烈的争论。
朱标端坐御案后，面色沉静地看着下方慷慨陈词的御史郭琏。这位年过五旬的老臣，是都察院有名的硬骨头，此刻正捧着笏板，声音因激动而发颤：
“……陛下！科举乃国朝取士根本，关乎天下士子人心，关乎圣学道统！贸然改制，强塞所谓‘实学’，此乃动摇国本之举！江南已有士子联名，湖广、山东学政亦上疏质疑。长此以往，恐寒了天下读书人之心，酿成大患啊陛下！”
朱标不语，目光扫向一旁肃立的李景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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