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解失败后的那一个星期，对温舒然而言，时间仿佛被拉成了黏稠而漫长的胶状物。
她整日待在租来的那个狭小单间里，厚重的窗帘几乎从不拉开。腿上的石膏沉甸甸地坠着，每一次挪动都伴随着清晰的钝痛和笨拙的声响，像她此刻人生的配乐——迟缓、沉重、充满障碍。大多数时候，她就那么靠在床边那把吱呀作响的旧椅子上，目光空洞地望着窗外被窗帘缝隙切割成条状的灰白天光，脑子里反复回放着调解室里江砚辞那张毫无表情的脸，和他那六个斩钉截铁的字。
“没有调解余地。”
每一个字，都像淬了冰的钉子，深深凿进她早已千疮百孔的心脏里，让她连呼吸都带着血腥味的疼。她试过无数次要拨通他的电话，哪怕只是听听忙音，可每一次，冰冷的电子女声都礼貌而残酷地提醒她，她仍在那个名为“江砚辞”的黑名单里，永无出头之日。
她甚至开始出现幻觉。有时深夜惊醒，仿佛听见门铃在响，恍惚以为是江砚辞终于心软，来看她；有时坐在窗边，会觉得楼下经过的某个黑色轿车是他的；手机每一次震动，她都会像受惊的兔子般弹起，随即又在看清不是他后，跌入更深的绝望。
日子就这样在浑浑噩噩和自我折磨中捱过。腿伤让她行动不便，也切断了她外出找工作或散心的最后可能。积蓄在飞速消耗，房东的催租信息已经发来过两次，语气一次比一次不耐烦。她看着银行卡里不断减少的数字，第一次真切地体会到什么叫“坐吃山空”，什么叫“穷途末路”。
打破这潭绝望死水的，是一封快递。
那天下午，天气阴沉得厉害，铅灰色的云层低低压在城市上空，空气闷得让人喘不过气。温舒然正就着白开水吞咽最后几片干面包，门外传来快递员不耐烦的敲门声。
“温舒然！快递！签收！”
她愣了一下，她不记得自己买过任何东西。拄着拐杖，费力地挪到门边，打开门。快递员将一个印着某知名快递公司logo的硬质文件袋塞到她手里，让她在电子屏上签了名，便转身匆匆离开，仿佛多待一秒都会被这破旧楼道里的晦气沾染。
关上门，温舒然倚着门板，低头看向手里的文件袋。
文件袋很厚实，质地挺括。发件人一栏，清晰地印着：“顾彦律师事务所”。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地址和联系电话，正是她曾多次拨打却从未被接通过的那个号码。
心脏，毫无征兆地狠狠一抽。
一种冰冷的不祥预感，瞬间攫住了她。捏着文件袋的手指，不由自主地开始发抖，指尖冰凉。
她几乎是拖着那条伤腿，踉跄着挪回床边，坐下来。文件袋放在腿上，沉甸甸的，像一块冰，又像一块烧红的烙铁。她盯着那行黑色的印刷体字看了很久，久到窗外的天色似乎又暗沉了几分，才终于深吸一口气，用微微颤抖的手指，撕开了封口。
里面是几份装订整齐的文件。
最上面，是一封抬头正式、措辞严谨的《律师函》。
温舒然的视线，几乎是仓皇地扫过那些密密麻麻的黑色字体。函件以“受江砚辞先生委托”开头，冰冷而客观地陈述了双方婚姻状况及矛盾，明确指出“此前调解未能达成一致”。接着，是让她血液几乎凝固的内容——
“鉴于温舒然女士在调解结束后，仍存在试图通过非正常渠道联系我方当事人、干扰其正常工作与生活的行为（证据附件一），该等行为已对我方当事人构成骚扰，并对‘砚珩集团’的正常运营秩序造成潜在不良影响。现受委托人正式警告：请温舒然女士立即停止一切骚扰行为。”
下面列了几条所谓“骚扰行为”的简述，并注明“详见附件截图”。温舒然不用看也知道，无非是她那些疯狂拨打却从未接通的电话记录，以及她曾试图去砚珩集团楼下等待却被保安驱离的记录。
她握着纸张的手抖得更厉害了，指甲深深掐进纸页里，留下弯曲的白色印记。
律师函的后半部分，语气更冷，带着最后通牒般的意味：
“为给予双方最后协商机会，经与法院沟通，现定于本月二十五日上午九时三十分，于原中级人民法院第三调解室，进行第二次，亦是最后一次庭前调解。”
“本次调解为最终尝试。若届时仍无法就离婚及相关事宜达成协议，我方当事人江砚辞先生将立即正式向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不再保留任何情面。诉讼过程中，我方将提交包括但不限于上述骚扰证据在内的全部材料，并依法主张我方合法权益，包括但不限于要求精神损害赔偿、追究相关法律责任等。”
“请温舒然女士慎重对待，按时出席。另，自本函送达之日起，除调解事宜外，请勿再以任何方式联系我方当事人或本律师事务所。任何庭外沟通企图，恕不接待。”
最后是顾彦龙飞凤舞的签名和律所的鲜红公章。日期是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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