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律师的办公室出来后，温舒然觉得自己像一具被抽空了所有骨头的皮囊，仅靠着最后一点残存的本能，拖着沉重的石膏腿和更沉重的绝望，在城市灰暗的天空下茫然移动。张律师最后那句“做好最坏的心理准备”，像一句恶毒的诅咒，在她脑子里反复回响，每响一次，心就往下沉一分，直到沉入冰冷的、不见光的深渊。
她最终还是没能请到张律师，或者说，没有哪位真正有分量的律师，愿意接下她这个注定惨败、对手又强大到令人窒息的案子。几天后，在法院规定的举证期限最后一天，她几乎走投无路时，通过一个极其辗转的关系，找到了一位刚从法学院毕业没几年、在小型律所工作的年轻律师，姓陈。陈律师资历尚浅，接的案子大多琐碎，听到对方是江砚辞时也明显犹豫退缩，但在温舒然近乎崩溃的哀求和高出他平时收费标准不少的律师费面前（温舒然咬牙动用了所剩无几的存款），最终还是硬着头皮接了下来。
陈律师拿到起诉状副本和证据目录后，沉默了许久，才推了推眼镜，对温舒然说：“温女士，我会尽力的。但……您真的要有心理准备，我们能做的可能很有限。”
温舒然只能麻木地点头。此刻的她，像溺水之人，哪怕是一根纤细的稻草，也要死死抓住。
立案后的日子在焦灼和恐惧中捱过。腿上的石膏终于到了拆除的日子，她独自去医院，看着医生用器具剪开那束缚了她许久的硬壳。石膏取下，露出的小腿肌肉有些萎缩，皮肤苍白，带着长时间封闭后的异味和不健康的皱褶。医生叮嘱她要慢慢复健，不能着急用力。她听着，却感觉那些话遥远得很。身体的伤或许能好，心里的呢？
拆除石膏后，行动虽然仍有些不便，但总算摆脱了那笨重的累赘。只是走起路来，伤处依旧隐隐作痛，步伐也一瘸一拐，需要时间适应。这略有好转的身体状况，丝毫无法缓解她内心的重压。开庭的日期就像悬在头顶的铡刀，随着时间推移，缓缓降落。
证据交换日，在立案一周后到来。
这天早晨，天色依旧不见晴好，厚重的云层低垂，空气黏腻闷热，仿佛一场更大的暴雨正在天际酝酿。温舒然很早就醒了，或者说，她几乎一夜未眠。心脏在胸腔里不安地悸动，手心一片湿冷。她换上了一套相对正式些的浅蓝色衬衫和黑色长裤，这是她能找到的最体面的出庭服装了。衬衫有些旧，领口微微发白，长裤也是多年前的款式，裤腿因为她清减了许多而显得空荡。她对着那块缺角的镜子，仔细梳理了头发，试图用冷水让自己看起来精神些，但眼底浓重的青黑和眉宇间无法掩饰的憔悴惶恐，出卖了她真实的状态。
陈律师提前到了她楼下接她。年轻的律师穿着不合身的廉价西装，提着公文包，脸上带着显而易见的紧张，见到温舒然时，努力想挤出一个安抚的笑容，却显得更加局促。
“温女士，别太紧张，今天主要是程序性的证据交换，法官主持，我们按要求提交材料就好。”陈律师试图安慰她，但语气里的底气不足，连他自己都说服不了。
温舒然点点头，没说话，沉默地跟着他上了那辆有些破旧的小轿车。
中级人民法院，她已经不陌生。但每一次踏进这座庄严建筑的阴影下，心头的沉重和寒意就加深一层。今天不是正式开庭，安排在了一间较小的法庭进行证据交换。法庭内布置简洁，正前方是法官席，下方是原、被告席，旁听席空无一人。
温舒然和陈律师在书记员的指引下，在标有“被告”的席位坐下。她紧紧交握着放在膝上的双手，指尖冰凉，目光不受控制地投向对面空着的原告席。
没过多久，侧门被推开。
顾彦率先走了进来。他今天穿着一身笔挺的深蓝色西装，熨帖得没有一丝褶皱，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神情严肃，眼神锐利，整个人散发着一种精英律师特有的专业和冷峻气场。他手里提着一个看起来就分量不轻的黑色皮质公文箱。
他的身后，江砚辞缓步而入。
江砚辞今天穿的是一套剪裁极其合体的炭灰色西装，比之前几次见面时的颜色略浅，却更衬得他身形挺拔，气质矜贵而疏离。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眉眼沉静，仿佛只是来参加一个无关紧要的会议。他甚至没有向被告席这边投来任何一瞥，径直在顾彦拉开的椅子上坐下，姿态从容，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绝对的平静。
仅仅是他的出现，就带来一股无形的、沉重的压迫感，让原本就紧张的陈律师呼吸都滞了滞，温舒然更是觉得心脏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几乎要停止跳动。
法官是一位五十岁左右、面容严肃的男性，准时进入法庭，落座。书记员核实双方身份后，法官便直接进入正题。
“现在进行证据交换。请原告方先行出示证据，并向被告方提供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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