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像一块浸透了墨汁的厚重绒布，沉沉地覆盖在“城郊巷”这片被城市遗忘的角落。晚上九点半，温振海从那张吱呀作响的旧木板床上坐起来，动作有些迟缓。
屋里没开灯，只有窗外远处路灯透进来一点昏黄模糊的光，勉强勾勒出屋内简陋的轮廓：一张床，一个掉了漆的衣柜，一张桌子，两把凳子，角落里堆着几个装杂物的纸箱。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挥之不去的陈旧气味，混合着劣质烟草味和药味。
他摸索着穿上那件洗得发白、袖口磨损的深蓝色保安制服。制服并不合身，略显宽大，套在他日渐消瘦的身上，更添了几分落拓。他又从床头拿起那顶同样陈旧的大檐帽，拍了拍并不存在的灰尘，戴在头上。
没有开灯，也没有惊动旁边床上似乎已经睡着的张翠芬。他轻手轻脚地走到门边，拿起靠在墙边的那个掉了漆的军用水壶——里面灌满了白天烧开又晾凉的白开水，还有一小包用塑料袋装着的、硬邦邦的馒头片，这是他的夜宵。
轻轻带上门，老旧的门轴发出细微的、令人牙酸的“吱呀”声。他走下狭窄陡峭、堆满杂物的楼梯，走进了初冬夜晚凛冽的寒气里。
他工作的地点，是隔了两条街的一个老旧小区。小区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楼房外墙斑驳，路灯昏暗，绿化带里杂草丛生，停满了各式各样的私家车和电动车。他的岗位，就是小区东门那个不到三平米、玻璃上贴着各种小广告的门卫亭。
交接班的是个和他年纪相仿的老头，两人没什么话，点了点头，对方就拎着自己的保温杯，缩着脖子快步消失在夜色里。
温振海走进亭子。空间狭小，勉强能转身。一张旧桌子，一把椅子，一个满是茶垢的搪瓷杯，一个登记外来车辆的本子，还有一个巴掌大的、画面闪烁的旧监控屏幕。暖气是没有的，只有一个小小的、功率不足的“小太阳”取暖器，发出暗红的光和微弱的热量，聊胜于无。
他坐下来，把水壶和馒头片放在桌上。没有手机可刷——那个老式按键手机早就因为欠费停机了。他只是静静地坐着，透过模糊的玻璃，看着外面空荡荡的小区道路和偶尔匆匆走过的晚归居民。
这份工作，是社区看他家实在困难，又因为他彻底戒了酒（社区的人都知道他以前嗜酒如命，但现在去医院开证明都显示肝功能指标在好转），才帮忙介绍的。一个月一千八百块，每天晚九点半到早六点半，工作内容就是看看门，登记一下深夜进出的陌生车辆，处理一些简单的邻里纠纷（基本没有），熬过漫长的冬夜。
钱很少，活不重，但对精神和身体都是极大的消耗。尤其到了后半夜，寒气从四面八方钻进这铁皮亭子，“小太阳”那点热量根本抵挡不住，腿脚冻得发麻。困意袭来时，他只能靠不断起身走动、用冰冷的自来水拍脸来硬扛。
但他没有任何怨言，甚至有些感激。这份工作，让他还能每个月拿出一千块钱，交给张翠芬，用于支付房租、水电和最基本的生活开销，剩下的八百块，加上张翠芬自己的工资，勉强够支付他的药费和两人极低水准的伙食。
酒，是早就彻底戒了。不是不想，而是不敢，也没钱。更重要的是，那场差点要了他命的大病和之后家庭急速的坠毁，像一盆掺杂着冰块的冷水，将他从浑浑噩噩的酒意中彻底浇醒。他终于看清，自己曾经的吹嘘和虚荣是多么可笑，而自己对这个家的亏欠和责任，又是多么沉重。只是这醒悟，来得太迟，代价太大。
他变得异常沉默。白天在家，除了必要的交流，几乎不说话。不再提起“我女婿是鼎曜集团老板”这种早已成为笑谈和耻辱的往事，也不再对张翠芬的抱怨和唠叨做出任何回应。他只是默默地吃药，吃饭，睡觉，然后准时在夜晚出门，去那个冰冷的门卫亭，用自己日渐衰老的身体，换取一点微薄的、支撑这个破碎家庭不至于彻底散架的收入。
偶尔，会有以前认识的老酒友路过，看到他穿着保安制服坐在亭子里，会故意凑过来，带着戏谑的语气：“哟，老温！当上干部啦？看大门呢？怎么，你那乘龙快婿不养你啦？”
温振海只是抬起头，用那双布满血丝、深陷却异常平静的眼睛看着对方，一言不发。那眼神里没有了往日的虚张声势和酒精带来的亢奋，只有一片死水般的沉寂和一种让人笑不出来的疲惫。通常，对方在他的注视下，会自觉无趣，讪讪地走开。
他知道自己成了别人口中的笑柄，但他早已不在意了。面子？那是在生活还能维持基本体面时才需要考虑的东西。现在，活下去，不拖累别人（尽管已经拖累至极），就是他全部的目标。
夜越来越深，气温越来越低。他起身，活动了一下冻得僵硬的手脚，喝了一口冰冷的水，撕下一小块硬馒头片，在嘴里慢慢含化。目光投向小区深处零星亮着的窗户，那里透出温暖的光。他会想起很久以前，在南城巷那个虽然破旧但还算完整的家里，女儿们还小的时候……但那念头只是一闪而过，很快就被更深沉的疲惫和麻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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