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8年4月5日清晨六时，赫尔辛基港笼罩在波罗的海飘来的浓雾中。彼得主任站在海关大楼二楼的办公室窗前，手里捏着一份两小时前刚送达的文件。纸张还很挺括，带着印刷油墨特有的刺鼻气味，在晨雾浸润的空气里愈发明显。
文件用俄文和芬兰文双语印刷。抬头是沙俄帝国海关总署的鹰徽——双头鹰展开翅膀，一爪抓权杖，一爪抓金球。下方一行加粗的黑体字：“关于在芬兰大公国赫尔辛基港设立海关监察处及派驻人员的命令”。
晨光艰难地穿透浓雾，在窗玻璃上凝成细密的水珠。彼得的目光跳过那些官样文章，直接落在几个关键数字上：编制二十人，独立查验权，无须芬兰海关同意即可扣押货物，涉及“战略物资”时可现场处罚。文件末尾的签发日期是3月28日，圣彼得堡，签字的是海关总署副署长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那个以铁腕着称的老官僚。
“主任，人已经到了。”年轻稽查员埃里克推门进来，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惊扰了窗外浓雾里潜伏的什么，“在楼下大厅，列昂尼德副关长带队，一共六个俄国人，都穿着新制服。”
彼得将文件折好，塞进深蓝色海关制服的内袋。纸张边缘刮过羊毛料子，发出细微的沙沙声。他今年四十九岁，在赫尔辛基港工作了二十二年，从最底层的稽查员做起，熟悉这里的每一寸花岗岩码头、每一座红砖仓库、每一艘经常进出港口的货船的吃水线和烟囱标记。但现在，这一切熟悉的东西，都将被套上新的枷锁。
“走吧，去见见我们的‘合作伙伴’。”彼得整理了一下制服衣襟，手指抚过胸前的芬兰狮子徽章——铜质，有些磨损了，但依然清晰。
大厅里，六个人站成一排。为首的是列昂尼德·彼得罗维奇，新任副关长兼监察处负责人，四十岁上下，鹰钩鼻，薄嘴唇抿成一条直线，深褐色眼睛在浓眉下看人时带着审视的光，像在评估货物的成色。他穿着俄式海关制服——深绿色呢料，金色肩章缀着三颗小星，胸前的双头鹰徽章擦得锃亮，在煤气灯光下反着冷硬的光。身后五人，四个年轻，一个年长，都站得笔直，是标准的军人姿态，虽然穿着文官制服。
“彼得主任。”列昂尼德用带俄国口音的芬兰语开口，伸出手。他的芬兰语很流利，但卷舌音很重，每个“r”音都像在喉咙里滚动。
握手时，彼得感觉到对方手掌的力度——不是友好的握手，是宣示力量的紧握。列昂尼德的手掌粗粝，虎口有老茧，是长期握枪或工具留下的。
“欢迎来到赫尔辛基港，副关长先生。”彼得保持职业化的微笑，松开手，“办公室已经为监察处准备好了，在三楼东侧，视野很好，能看到整个港区。工作人员宿舍安排在港务宾馆二楼，离码头步行十分钟，条件还算舒适。”
“感谢安排。”列昂尼德点头，但目光扫过大堂的拱顶、大理石地面、墙上的芬兰大公国徽章，最后落在彼得脸上，“不过在此之前，我想先看看港区的布局。特别是……货物查验区和仓储区。文件上说，三号码头是重点区域？”
“是的，这边请。”
彼得领着六人走出海关大楼。浓雾还未散尽，港区笼罩在灰白色的水汽中，像一幅未完成的水墨画。波罗的海的海水是深灰色的，在雾中微微起伏，拍打着石砌的码头，发出沉闷的哗哗声。五个深水泊位上停着七艘货船——三艘芬兰的，两艘瑞典的，一艘德国的，一艘俄国的。蒸汽起重机的吊臂在雾中时隐时现，起起落落，钢丝绳摩擦滑轮的吱嘎声穿透雾气传来。工人们喊着号子装卸货物，蒸汽机车拖着平板车在港区铁轨上穿行，喷出的白色雾气与晨雾混在一起。
“赫尔辛基港现有五个深水泊位，最大可停靠三千吨级货船。”彼得边走边介绍，皮鞋踩在湿漉漉的花岗岩路面上发出清脆的响声，“一、二号泊位主要装卸木材、毛皮、农产品；三号泊位装卸矿产、工业原料；四号泊位是军港，归帝国海军使用；五号泊位是渔港。海关查验区设在三号码头，有仓库六座，其中一、二号仓库用于临时存放待查货物，三至六号是长期仓储。”
列昂尼德仔细听着，目光在港区各处移动，像鹰在巡视领地。他不时停下，用俄语对身后的年轻官员低声交代什么，那年轻人就在笔记本上快速记录。走到三号码头时，他停下脚步，指着刚刚靠岸的一艘瑞典货船。船身漆成黑红两色，烟囱冒着淡烟，船尾的瑞典国旗在雾中低垂。
“这艘船装的什么？”
彼得从随从手中接过货单副本。纸张被雾气打湿了些，墨迹有些晕开，但他能看清：“瑞典诺尔雪平发来的矿山机械配件，收货方是格里彭伯格矿业公司。主要是破碎机衬板、传送带滚筒、钻头——拉普兰矿区用的。”
“开箱检查过吗？”
“按规程抽查了百分之五，文件齐全，货物与申报相符。”彼得回答，但心里一紧。这批货他知道——三天前查尔斯派人来打过招呼，说里面有些“特殊物品”，是卡尔从瑞典带回的技术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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