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康在永宁县衙正堂坐了整整五天，亲自调阅档案、审问相关人员，把积压多年的旧案和近期政务都梳理了一遍。正如他所料，在这种偏远的边境小县，加上人口稀少、外部还有山越威胁，确实没发现什么罪大恶极的人或家族。案件大多是田地纠纷、邻里打架、小偷小摸，或者小吏在收税、派劳役时趁机勒索点小利，手段不算高明，危害也相对有限。
然而，徐康深知“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道理在这里并不适用。他要建立的，是一个高效、忠诚且相对清廉的治理体系。这些“不大不小”的问题，恰恰反映了旧有秩序松散、吏治废弛，如果不加以整顿，新政就无法推行。
他雷厉风行，根据查实的证据，对一批确有贪污、勒索、渎职行为的小吏、衙役进行了惩处：情节较轻的没收赃款、打板子后革职；稍重的在受刑后投入劳役营，为即将开始的筑路、修渠出力赎罪。
至于县丞与县尉，这两人是朝廷命官，品级虽低，徐康确实没有直接任免的权力。但他自有办法。他没有罢免两人的官职，而是以“协助熟悉县务、平稳过渡”为名，行架空之实。
他召来县丞和县尉，神色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二位是朝廷任命的官员，熟悉永宁旧俗。但新政即将推行，千头万绪，恐怕二位一时难以兼顾。所以本官决定，县内的钱粮、刑狱、户籍等所有具体事务，暂时由本官带来的教导团接手处理，以便高效推行新政。二位可以从旁协助，多多指点教导团成员了解本地风土人情。”
与此同时，黄忠麾下的精锐士兵已迅速接管了城防、武库以及所有关键哨卡，原县尉手下的县兵被直接打散整编，军官或被调离或降为副手。县尉虽然还顶着头衔，却已无一兵一卒可以调遣。
县丞的遭遇也一样，所有文书往来、命令下达，都必须通过教导团成员之手，他只剩下一个“顾问”的空名，被彻底隔绝在权力核心之外。
徐康这样做，既避免了直接对抗朝廷制度的风险，又实实在在地把永宁县的行政和军事权力牢牢抓在了自己手中。
永宁县衙内，烛火通明。徐康正与黄忠、高埋头研究粗糙的郡县地图，商量如何把新政推行到基层。
“主公，依我看，应该以教导团为骨干，配上精锐将士作为保障。”黄忠手指点在地图上几个标注了乡、亭的位置，“每队三十名教导团学员，足够宣讲政令、登记造册；再配备三百将士，既能保护安全，震慑不法分子，又能用军纪督促执行，征召民夫。”
高猛在一旁补充：“正是！眼下最要紧的，是尽快清理出足够的无主荒地，组织人手开挖沟渠，平整土地。否则后续中原流民一到，无处安置，无田可耕，肯定会出乱子。”
徐康点头，目光锐利：“这事关乎根基，必须尽快办理。教导团学员要向乡民说明，凡是开垦的荒地，头三年免征赋税，所产全归自己。所需的农具、种子，可由县府先借贷，等有收成后分期偿还。还要告诉各地百姓，以后免除各种杂税，只收田亩税，要让他们看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就在这时，堂外传来一阵急促而清晰的脚步声，一名亲卫在门外高声报告：“报——！主公，太史将军与邓将军有军报送到！”
“快拿上来！”徐康精神一振。
一名亲卫快步走进来，单膝跪地，双手高高举起两支密封的竹筒。徐康接过，迅速检查火漆封印，然后撬开，取出里面的绢布军报。
徐康目光飞快地在两份军报上扫过，脸上的线条明显舒缓开来，最后露出一丝沉稳的笑容。
“做得好。”徐康对信使点头，随即吩咐亲卫：“带送信的兄弟下去好好休息，酒肉招待。另外，去少府那里支取赏钱，按甲等信使标准发放，不得延误。”
“是！主公。”亲卫领命退下。
堂内只剩下三人，徐康把两份军报轻轻放在桌上，看向黄忠与高猛，语气中带着预料之中的从容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振奋：
“汉升，高猛，子义和邓彪没有辜负期望，东冶、章安两县，已经初步掌控。”
徐康拿起其中一份军报，简单概括：“子义来信，东冶港已经顺利接管，守将郑匡审时度势，率部归附。原县长陈攸去意已决，交接顺利，县政、港务、船厂都已入手。子义正在清点仓库，整编水军，并已派兵沿海西下，勘察地形，准备建立前沿哨所。”
接着，徐康又拿起另一份：“邓彪这边更加顺利，章安原任县长孙淳早已归心似箭，我军一到，他就迫不及待交印离开。邓彪已接管城防，教导团正在清点户籍田亩，并已派出先遣小队，沿椒江北进，开始招抚沿江山越，选取要地构筑据点。”
徐康站起身，走到地图前，目光炯炯地凝视着已经连成一片的章安、永宁、东冶三县之地，用力一拍地图：
“好！三县在手，我们就在这东南沿海有了立足之地！汉升，高猛，我们的动作也要加快了！必须在流民大规模到达之前，把永宁的基础打牢。两年内要把通往章安、东冶的道路初步打通。这样，才能形成犄角之势，互相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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