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要做皇帝了，这消息传出来，京城里的狗都多叫了几声。这倒不是狗也懂得什么民主共和，而是街上忽然多了许多卖龙袍的、制玉玺的、刻奉天承运的商贩，狗见生人，自然要吠。
袁大总统召集谋士商议国体问题，这场景颇是好看。杨度、梁士诒之流，一个个引经据典，口若悬河，论证着君主立宪如何顺应天意民心。他们说话时，眼睛却不住地往袁世凯脸上瞟，活像一群算命先生在看主顾的脸色下卦。
袁世凯听得频频点头，忽然问：那龙袍该绣几条龙？
这一问，把杨度问住了。他本是聪明人，立刻想到九五之尊的古训，便答道：自然是九条。
袁世凯却皱起了眉头：会不会太招摇？万一列强说咱铺张浪费......
梁士诒赶紧插嘴：大总统......不，陛下，龙袍是门面，不能省。
我每每读到此处，便觉得好笑。这梁士诒改口之快，简直比戏台上的变脸还利索。他这一声叫得如此顺口，想必私下里已经练习了无数遍。
袁世凯沉吟片刻，又问：那龙的眼睛，要不要绣成金线？听说慈禧太后的龙袍，龙眼都是夜明珠镶的。
杨度擦了擦汗。这汗不知是热的还是急的，总之他回道：陛下，如今国库紧张，不如先用金线凑合？
好一个！皇帝登基，龙袍却要，这真是旷古未闻的奇谈。袁世凯倒也不恼，反而一拍大腿：好！那就先绣九条龙，但龙眼用金线，等财政宽裕了再换夜明珠！
这财政宽裕四字用得妙极。我想袁世凯心里大约也明白，这之日怕是永远不会来了。但他还是要做这个皇帝，哪怕龙袍是凑合的，龙眼是打折的。
登基大典那天，袁世凯穿着新制的龙袍，刚迈两步，就听一声——腋下开线了。原来裁缝怕浪费布料，龙袍做得太紧，袁世凯一抬胳膊，直接崩开了线。
这场景，活脱脱一幅讽刺画。一个要做皇帝的人，连件合身的龙袍都穿不上，这江山如何坐得稳？后来有人调侃：袁大总统的皇帝梦，还没开始就裂了。这话说得刻薄，却也贴切。
袁世凯的龙袍经济学，实在是一门奇特的学问。他既想要皇帝的威仪，又舍不得花钱；既想摆排场，又怕别人说他奢侈。这种既要又要的心态，倒也不是他独有。多少人在小事上斤斤计较，在大事上却糊涂透顶；多少人在表面功夫上精益求精，在实质问题上却敷衍了事。
龙袍腋下开线，不过是这场闹剧的一个小小隐喻。一个政权，如果连最基本的体面都维持不住，内里的腐朽可想而知。袁世凯的龙袍尚且如此，他的帝制又能坚持多久呢？
可笑的是，那些谋士们还在为几条龙、几颗珠子争论不休，仿佛这就是治国安邦的要务。杨度、梁士诒之流，整天琢磨着如何让主子高兴，如何让自己升官发财，哪里还顾得上什么国家前途、民众疾苦？
袁世凯的皇帝梦，终究是黄粱一梦。他的龙袍还没穿热乎，就被迫退位了。那件腋下开线的龙袍，不知最后落入了谁人之手。或许被某个聪明的商人买去，拆了金线变卖；或许被某个军阀当作战利品收藏；又或许，它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和那些不切实际的帝王梦一起腐烂。
龙袍虽贵，裹不住空虚的野心；金线虽亮，照不亮昏聩的头脑。袁世凯的这段轶事，留给后人的，除了笑料，更多的是思考。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如果把心思都花在这些表面功夫上，那这个国家的前途，恐怕也会像那件龙袍一样——还没开始，就已经裂了。
称帝筹备期间，袁世凯不惜血本打造“合法性”。他耗资3000万银元（相当于当时10艘巡洋舰的造价），举办盛大典礼，请来各国公使观礼。美国顾问古德诺甚至发表《共和与君主论》，宣称中国“非君主不可治”；日本驻华公使虽表面中立，却暗示“承认帝制非不可能”。列强的态度暧昧，让袁世凯误判国际局势，以为称帝可换取外交支持。
然而，这场政治豪赌从一开始就漏洞百出。国内舆论炸锅，梁启超怒斥其“倒行逆施”，蔡锷化身“护国将军”在云南起兵。更致命的是，北洋集团内部土崩瓦解——段祺瑞、冯国璋等心腹拒绝效忠，理由直白：“您是总统，我们还能指望接班；您要是皇帝，皇位只能传儿子！”昔日的“从龙功臣”们纷纷作壁上观，甚至暗中通敌。就连日本也突然翻脸，公开声明“反对袁氏称帝”，彻底断绝了他的外援幻想。
讽刺的是，袁世凯称帝后，民间竟流传起一则笑话：某县官听闻圣旨下达，连忙召集百姓跪迎，结果宣读完“洪宪元年”诏书，乡民窃语：“咋听着像‘红咸鸭蛋’年？”这荒诞一幕，恰似整个复辟闹剧的缩影——帝王威仪在民主思潮冲击下，已成滑稽的表演。
1916年元旦，袁世凯头戴皇冠接受朝贺，却发现场面冷清异常：外国公使集体缺席，各省督军托病不出，连他亲自任命的内阁成员都借故溜走。此时，护国军已攻占贵州、广西，长江流域烽烟四起。北洋将领们按兵不动，坐看中央溃败，甚至公然叫板：“大总统若有本事平叛，我们自当效劳。”袁世凯这才惊觉，自己不过是个空架子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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