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召成为常态的那一周，林亮的电话几乎没有真正停过。
不是轰炸式的忙碌，而是一种更隐蔽的依赖——每一通电话都很克制，每一句话都带着“我们知道你很忙”的体贴，可它们都有同一个隐含前提：你的出现，是默认可用的。
这才是真正的危险。
当你被默认可用，你就不再是临时协调者。
你变成了系统的“应急器官”。
所有人都愿意把风险交给你，因为交给你之后，他们就能继续维持各自的体面：流程仍然存在，规则仍然完整，权责仍然分散——只是到了关键时刻，有一个人会把不确定性吞下去。
而吞得越多，你越难吐出来。
林亮在第三次被拉进同一类讨论时，终于确认：这个循环不能再继续。
断环，不是情绪决定。
它是一种结构选择。
那天深夜，他回到办公室，没有开灯，只在桌面打开一盏极暗的台灯。桌上放着过去一个月所有“回召节点”的清单——时间、触发条件、参与方、最终决策方式、以及最重要的一栏：谁承担后果。
这一栏，几乎全部空着。
不是没人承担，而是承担者被隐藏在“共同决策”“集体评估”“多方确认”的语言后面。结果是，任何人都没有真正承担，只有林亮被默认承担了“让事情继续往前”的责任。
他拿起笔，在清单最上面写下两个字：断环。
然后写下一句话：
“如果我继续接下去，结构会越来越像我。”
“而一旦我出问题，结构就会像纸一样塌。”
第二天清晨，他召开了一次极小范围的会议。
没有外部人。
甚至没有全体高管。
只有那些真正掌握关键节点的人。
他没有讲道理，也没有回顾过去的功劳，只提出一个非常冷的要求：
从今天开始，我不再接受非正式回召。
会议室里一瞬间安静下来。
有人以为他是在施压，有人以为他在生气，有人甚至下意识地担心：这会不会让系统失速。
林亮没有解释。
他只是继续说：
“我会给一个替代方案。”
“但替代方案的前提是——
每一次需要拍板的节点，必须明确写下一个名字。”
“不是部门名，不是委员会名，不是轮值名。”
“是一个人。”
“并且，这个人的名字要对外可追溯，对内可复盘。”
这句话像一把刀，切开了所有温和的表面。
因为它直接触及系统最不愿碰的东西：被指责的资格。
很多人愿意参与决策。
却很少有人愿意在文件上留下名字。
留下名字，就意味着被追责，被攻击，被误解，也意味着——不再有“我只是按流程”的退路。
有人终于开口：“这样会不会太重？大家会不敢决策。”
林亮点头：“会。”
“但不敢决策，就是现在的病。”
“我们不能为了让大家舒服，就把病留着。”
他把第二个要求推上桌面：
任何一次决策，如果被推迟，必须写清楚推迟的代价。
不是推迟原因。
而是代价。
因为原因人人都会写，代价没人愿意写。
写代价，意味着承认：你的延后选择，会伤害系统。
这会让推迟变得不再轻松。
第三个要求最狠。
他说：“我只接受两种情况的介入。”
“一种是你们写了名字，但出现不可控崩溃风险。”
“另一种是结构性失效——也就是，规则本身不适用。”
“除此之外，我不出现。”
“你们必须自己走完流程。”
会议室里没有人反对。
因为反对毫无意义。
他们都明白，如果继续依赖林亮，短期看似稳，长期必然塌。
可接受他的要求，又意味着很多人的舒适区要被撕开。
断环，从来不是技术问题。
是心理问题。
会后的一周，系统果然变慢了。
因为每个人都在适应“要留下名字”的现实。
有些决策被推迟，有些项目被拆小，有些人开始更认真地准备材料——不是为了说服别人，而是为了说服自己：这一次签字，自己能扛住。
外界很快察觉到变化。
不是坏消息，而是一种诡异的安静——过去那种“关键时刻启梦会出现”的默认感，开始消失。
市场一开始很不适应。
咨询机构在报告里写：“启梦正在减少干预。”
社交媒体更直接：“林亮是不是不管了？”
这些声音，正是断环必然带来的代价。
因为当你不再提供“系统补丁”，系统的原始面貌就会暴露出来。
对手当然不会放过这种机会。
他们开始扩大叙事：“去中心化正在成功”“旧中心正在退场”“未来需要更多共识而非个人”。
他们说得很漂亮。
也很顺势。
林亮没有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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