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越没有住进赵老根家。
不是赵家待他不好。他那间西厢房每日被褥晒得蓬松，茶壶里永远是温水，赵老根的儿媳变着法儿做软烂易消化的吃食，连五岁的小孙子都知道进门要放轻脚步。
可他住了三日，还是让水生去寻里正，问村里可有闲着的宅基地。
里正姓周，是当年跟着赵铁柱第一批试种棉花的老农。他听水生说明来意，蹲在门槛上抽了半锅烟，闷声道：
“有。怎么没有。”
他说的那块地，在榆树巷尽头，背靠土坡，面朝棉田。三十七年前，那里曾有两间土坯房，歪歪斜斜，墙根长满青苔，门窗用草帘子遮风。
那是林越初到乱石村时住过的地方。
土坯房早在泰昌十六年就塌了。后生们不知道那曾是谁的旧居，只当是荒废的无主地，长满了蒿草和构树。有人想开出来种菜，被赵老根拦下。问他留着做甚，他说不出，只是不让动。
如今，这块地杂草半人高，构树已长成胳膊粗的小乔木，枝头挂着橙红的果子，无人采收，落了一地。
林越让人推他去看。
轮椅停在齐膝的蒿草丛边。他没有进去，只是望着那几丛构树、那片疯长的野草、那截依稀可辨的土墙残基。
“就这里。”他说。
动工那日，村里来了三十多口人。
赵老根拄着拐杖在工地上转悠，一会儿嫌后生挖地基太毛躁，一会儿嫌泥水匠和的灰浆太稀，急得满头汗。他儿子跟在身后，手里攥着图纸——那是秦文远从州城托人快马送来的，画得极细，连窗棂的尺寸都标得一清二楚。
“爹，您歇着吧，有先生看着呢……”
“先生看着是先生看着，你们干得不像话，先生不骂你们，俺骂！”
后生们缩头缩脑，把地基又深挖了半尺。
水生蹲在一旁，把赵老根的儿子悄悄拽过来，低声道：“叔，您别拦他。赵大伯这是心里高兴。”
赵老根的儿子愣了一下。
他望着父亲那佝偻的背影，望着父亲攥着拐杖、颤巍巍指着地基某处大声说“这儿再夯实些”的模样，忽然什么话也说不出了。
他记不起父亲上一次这么有精神是什么时候。
或许是他七岁那年，父亲在村口老槐树下，当着一村人的面，说“俺试试”。
那是三十五年前了。
泥水匠是邻村请来的，手艺好，价钱公道。他一边砌墙一边偷眼打量坐在廊下晒太阳的老人，实在忍不住，压低声音问赵老根的儿子：
“老哥，这位……是你们村那位林先生？”
赵老根的儿子点头。
泥水匠把瓦刀攥紧了些，没再说话。只是那一堵墙，他砌得比自家堂屋还仔细。
五月初八，立夏。
旧居落成了。
说是“重建”，其实与当年的土坯房没有半分相像。赵青石绘图时特意问过师父，要不要仿旧制。林越说，不用。
于是新起的三间青砖房，窗子开得又大又亮，用的是州里工坊改良的合页窗扇，向外推开时能支起一根木棍，既不占地，又利通风。檐下留了宽廊，铺青石板，廊边砌一溜矮墙，墙头搁几盆寻常草花。
堂屋不大，东间卧房，西间作书房。灶房另起在东厢，与主屋隔着短短一道廊，说是夏日做饭，烟气不会熏进书房。
院墙是半人高的碎砖花墙，没有门，只在朝东处留一道豁口，铺三级青石阶。
赵老根问，先生，不装门？
林越说，不装。
院中没有名贵花木，只在墙角栽了一棵枣树苗。
那是老院那棵枣树的根蘖苗，赵老根去年春天挖来，在自家后院养了一年，如今已有齐胸高，枝干细直，叶片油绿。
栽树时，林越让人把他推到坑边。
他弯腰，把手伸进那捧填根的泥土里。土是新翻的，带着草木灰和沤肥的气息，温润松软。
他没有说话。
只是把手在那捧土里埋了片刻，然后慢慢抽出来，示意水生把土培上。
那日黄昏，林越独自坐在廊下。
新居的廊檐还散发着松木的清苦气味，青石板铺得平整，矮墙头的草花刚浇过水，叶尖挂着水珠。墙角那棵枣树苗在晚风里轻轻摇动，叶片细碎，哗啦哗啦，像初生婴儿咿呀学语。
水生端药出来，在廊边停住脚步。
他没有过去。
他只是站在廊柱侧，看着师父的侧影，看着暮色从师父肩头一寸寸滑落，看着天边最后一抹橘红沉进棉田尽头。
先生很久没有这样安静过了。
在州城那几年，即便退居二线，师父心里还是绷着弦。问事处的信，工坊的图纸，仓房的岁报，各地来访的官吏——他嘴上说“你们拿主意”，可水生知道，师父哪一样也没真放下过。
如今，那些信不再来了。
不是弟子们忘了师父。是秦文远临行前专门给问事处立了规矩：凡外府来函，先由冯璋、周柄共议回复，非决断不下之事，方可寄往乱石村请先生定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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