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风峪——野狼坡战役的硝烟已然沉淀为历史书页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但其掀起的巨浪，却刚刚开始冲击更广阔的海岸。八路军总部那份措辞铿锵、战绩骇人的明码通电，如同一块投入国际舆论深潭的巨石，激起的涟漪远未平息，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扩散到了更遥远、更具影响力的角落。
延安的窑洞里，中央领导们对着地图和战报，进行着深入的分析和讨论。风暴团此战的意义，早已超出一次局部胜利的范畴。“……这证明了我军在正确战略战术指导下，完全有能力在平原地区，对日军野战兵团实施歼灭性打击！” 一位领导指着地图上冀中的位置，语气振奋，“风暴团的实践经验，尤其是他们在装备建设、战术协同、根据地巩固方面的做法，值得各战区深入研究总结！”
另一份来自重庆的绝密情报也摆上了案头。情报显示，重庆高层在震惊之余，内部产生了激烈争论。顽固派叫嚣着要“限制异党武装坐大”，而一些相对务实、或与共产党有秘密接触的派系，则从中看到了增强全国抗战力量、改善战略态势的机会。争论的结果，是几道相互矛盾的命令飞向华北前线国军各部：一方面要求“加强防共限共”，另一方面又默许甚至鼓励部分部队与八路军“交流作战经验”。矛盾与机会，在微妙的政治天平上摇晃。
而真正将这场胜利推向国际视野的，是驻扎在重庆和昆明的一些外国记者、外交官和军事观察员。这些嗅觉灵敏的“中国通”们，从八路军那不同寻常的、充满细节和自信的战报中，嗅到了一丝不寻常的气息。全歼一个日军野战旅团？击毙旅团长？在华北平原？这和他们认知中“装备低劣、游击为主的八路军”形象相差太远。
好奇，强烈的职业和政治好奇，驱使着他们行动起来。通过外交渠道、私人关系，甚至秘密渠道，请求、申请、要求前往八路军根据地，特别是这个神秘的“风暴团”驻地，进行“实地考察”和“战地采访”。
起初，这些请求被以“战事紧张、条件艰苦、交通不便”等理由婉拒或拖延。但请求者锲而不舍，甚至抬出了“盟友情报共享”、“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等大义名分。最终，经过延安的审慎研究和周密部署，决定有限度地开放部分根据地，允许少数经过严格筛选的外国观察员，在绝对确保安全和保密的前提下，进行短期访问。风暴团所在的冀中根据地，因其战绩最为耀眼，自然成为了首选目的地之一。
于是，在一个初冬晴朗的早晨，一支由五名成员组成的“国际友好人士考察团”，在一支八路军精干小分队的护送下，经过数日颠簸、多次绕行和严格的保密程序，终于抵达了杨各庄外围。
考察团成员背景各异：有美国《时代》周刊的资深记者约翰·卡尔森，他身材高大，眼神锐利，拿着笔记本和相机，对一切充满探究欲；有英国路透社的特派员埃文斯，举止略显刻板，更关注军事细节和战略影响；有苏联塔斯社的记者兼军事观察员伊万·彼得罗夫，沉默寡言，但目光总是不经意地扫过沿途的工事和士兵的装备；还有一位法国自由撰稿人皮埃尔，以及一位身份有些模糊、据称是“国际红十字会”代表的瑞典人斯文森。
迎接他们的，是风暴团政委老马和参谋长赵刚。王雷并未第一时间出现，这是事先商定的策略——保持一定的神秘感和层级感。
“欢迎各位远道而来的朋友。” 老马操着略显生硬但清晰的英语（得益于林峰早期的一些“灌输”和自身学习），笑容热情而坦诚，“一路辛苦。我们这里条件简陋，比不了大城市，还请多多包涵。”
考察团成员们打量着眼前的一切。杨各庄看起来只是一个普通的、甚至有些破败的北方村庄，土坯房，夯土路，穿着臃肿棉衣的村民好奇而警惕地张望着他们。若不是村口有持枪警戒、精神抖擞的士兵，以及远处隐约传来的操练口号声，很难将这里与那场震惊中外的大捷联系起来。
“马先生，赵先生，非常感谢你们的接待。” 约翰·卡尔森率先开口，他的中文夹杂着浓重口音，“我们非常渴望了解，你们是如何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取得那样辉煌的胜利的？特别是，我们听说贵部装备了一些……不同寻常的武器？”
问题直指核心。老马和赵刚对视一眼，早有准备。
“卡尔森先生，胜利属于全体抗日军民，是正义的力量和正确的战术结合的结果。” 赵刚微笑着，避重就轻，“至于装备，我们确实从敌人手中缴获了不少武器，也在尽力改善自己的条件。各位远道而来，不妨先看看我们的部队日常和根据地建设？具体的战术细节，稍后我们可以请军事指挥员为大家介绍。”
接下来的两天，考察团在严格划定的范围内，进行了有限度的参观。
他们观看了新兵训练。操场上，成百上千名年轻战士在进行队列、刺杀、投弹和战术基础动作训练。让观察员们暗自惊讶的，并非训练的刻苦——这在任何军队都能看到——而是训练的规范性和……部分战士手中武器的特殊性。他们看到了不少日式步枪，但也看到了相当数量的、他们从未见过的、带有弧形弹匣的自动步枪（AK-47被要求暂时使用直弹匣版本，并涂抹掉明显标识），以及一些造型奇特的轻型支援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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