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区票的金融涟漪还在外围市场若隐若现地扩散，杨各庄团部里，王雷的视线已经从账本和报表，转向了另一张无形的“地图”。这张地图上没有等高线和交通网，标注的是人心、思潮和舆论的流向。他手里拿着一份刚由敌工科送来的简报，上面记录着近期在日伪控制区收集到的一些流言蜚语和民间情绪片段。
“……风暴团林峰，有鬼神相助，能掐会算，刀枪不入……”
“……八路军在山里开了兵工厂，用的都是洋机器，造出的枪炮比小鬼子的还厉害……”
“……听说那边自己印票子，能当钱花，买东西不涨价……”
“……当八路能吃上饱饭，还能学手艺……”
这些传闻半真半假，加工夸张，但在信息闭塞、生活困苦的敌占区百姓和底层伪军士兵中，却像野火一样悄悄蔓延，带着一种混合着好奇、希望和隐隐躁动的气息。
“政委，你看，”王雷把简报递给赵刚，“咱们军事上的胜利，经济上的尝试，已经开始产生外溢效应了。但这些传闻太散，太乱，还夹杂着迷信和臆想。光靠老百姓口口相传不行，效率低，还容易失真，甚至被敌人利用反制。咱们得主动点，把我们的声音，我们的道理，我们这边真实的样子，更有力、更精准地传递出去！”
赵刚仔细看着简报，深有同感：“是啊，舆论阵地，我们不主动占领，敌人就会占领。现在很多老百姓，包括一些伪军士兵，对咱们、对抗战的前途，认识还是模糊的，甚至是被鬼子和汉奸宣传蒙蔽的。是时候加强我们的宣传工作了，不能只停留在根据地内部。”
王雷点点头：“之前咱们的宣传队，主要是搞内部动员，贴贴标语，教教唱歌。现在，得给他们升级换代，赋予新的任务——深入敌后，进行‘文化攻势’！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把咱们的政策、咱们的战绩、咱们这边的好日子，唱出去，演出去，说出去！攻心为上，动摇日伪统治的根基！”
“文化攻势……好！”赵刚眼睛一亮，“这个提法好！咱们的宣传队里，确实有几个能人。有个叫快板刘的，打起快板嘴皮子利索，现编现唱；有个叫小彩凤的姑娘，以前在草台班子唱过戏，嗓子亮，扮相好；还有几个能写会画的秀才兵。把他们组织起来，好好培训一下，配上精干的保卫人员，完全可以组成几支精干的敌后宣传小分队！”
说干就干。王雷和赵刚立刻召集了宣传科、敌工科和保卫部门的负责人开会，正式提出了组建“敌后文艺宣传队”的设想。原则就三条：形式要活泼多样，快板、大鼓、活报剧、街头演讲、甚至改良的地方小调都行；内容要真实生动，多讲根据地的生产生活、风暴团的战斗故事、抗战必胜的道理，少讲空话套话；安全要绝对保障，行动要隐秘灵活，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绝不死守一处。
很快，一支由二十多人组成的精干宣传队成立了，代号“春燕”。队长就是快板刘，一个四十来岁、面皮黝黑、眼睛总带着笑意的老兵，打起竹板来上下翻飞，嘴里嘚吧嘚吧能说上半天不带重样。副队长是小彩凤，二十出头，眉清目秀，透着股机灵劲儿。队员里有能拉胡琴的，能敲锣鼓的，能写脚本的，还有四个从警卫连抽调来的神枪手，既是保卫，也兼着搬运道具和探路的活儿。
王雷和赵刚亲自给“春燕”队上了第一课。王雷没讲大道理，就讲了几个他从系统信息里知道的、未来宣传战的成功案例（当然是换了背景和说法），强调“接地气”、“抓人心”、“投其所好”。赵刚则重点讲了敌后宣传的纪律和安全事项，以及如何识别和应对可能的危险。
“你们不是去打仗，但你们的工作，有时候比打仗还重要！”王雷看着这群大多还很年轻的队员，郑重地说，“你们手里拿的不是枪，是快板，是胡琴，是嘴皮子！但用好了，这些东西，能撬开鬼子的保险柜，能瓦解汉奸的胆子，能点亮老百姓心里的灯！记住，你们的舞台在敌人眼皮底下，你们的观众可能是饥寒交迫的老乡，也可能是满心惶恐的伪军士兵。唱什么，说什么，怎么唱，怎么说，既要大胆，更要小心！既要让他们爱听，更要让他们记住，让他们想！”
快板刘把胸脯拍得山响：“司令员，政委，你们放心！俺们这帮人，别的本事没有，就是把死人说话的本事（指表演感染力）！保证把咱们根据地的春风，吹到敌占区的犄角旮旯里去！”
小彩凤也脆生生地说：“我们一定完成任务！让敌占区的乡亲们都知道，咱们八路军还在，咱们中国亡不了！”
“春燕”队带着简单的道具（几副竹板、一把胡琴、几面小锣鼓、一些化妆用的油彩和粗布衣服）、干粮和防身武器，在一个凌晨悄然离开了根据地，像几滴融入大海的水，消失在通往敌占区的山道上。
他们的第一站，选在了正太铁路以北、一个日伪控制相对薄弱、但地处交通要道附近的集镇——马家集。这里三天一小集，五天一大集，四里八乡的百姓都会来赶集，人多眼杂，便于隐蔽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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