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4月26日凌晨四点至下午六点， 广东大鹏湾红树林营地；香港九龙寨城遗址地下工厂
（大鹏湾红树林营地，凌晨四点）
天还没亮，苏砚就醒了。
昨晚几乎没睡，脑子里全是父亲信里那句话——“用他的骄傲，打败他”。怎么用？吉田的骄傲是什么？是对“钥匙”的执念？是对自己智商的自信？还是他那个天皇表亲的身份？
“想什么呢？”林默也醒了，小声问。
“在想怎么给吉田挖坑。”苏砚坐起来，穿鞋，“走，去找周主任。”
棚屋外，营地已经开始活动。几个游击队员在生火做饭，炊烟混着晨雾，飘在红树林上空。一个老大娘在补渔网，看见他们，咧嘴笑：“醒啦？喝粥不？刚熬好的红薯粥。”
两人也不客气，接过碗蹲在火堆边喝。粥很稠，红薯甜丝丝的，热乎乎下肚，整个人都暖和了。
周维汉从另一间棚屋出来，手里拿着张地图：“正好，正要找你们。吃完没？吃完出发。”
“去哪？”苏砚问。
“九龙。”周维汉压低声音，“我们的后勤基地在那儿。”
“九龙？那不是被日军占领了吗？”
“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周维汉展开地图，“九龙寨城，知道吧？”
苏砚点头。九龙寨城——香港的“三不管”地带，清朝时建的军事要塞，后来成了贫民窟、赌场、鸦片馆的聚集地。香港沦陷后，日本人懒得管那里，因为太乱太复杂。
“我们在寨城地下，有个秘密工厂。”周维汉说，“原先是走私贩挖的地道网，我们扩建了，现在能生产简单武器，维修无线电，还能搞点小研究。”
“怎么过去？”林默问。
“走水路。”周维汉收起地图，“船已经准备好了。但要小心，这一路要经过日军控制的珠江口，还有伪军的检查站。”
吃完粥，三人上了一艘改装过的渔船。船老大是个五十多岁的老渔民，姓梁，话不多，但眼神犀利如鹰。
“梁叔是咱们海上交通线的老人了。”周维汉介绍，“从香港沦陷到现在，跑了上百趟，没出过事。”
梁叔咧嘴笑，露出满口黄牙：“周主任别捧我，上月差点被鬼子炮艇逮住。”
“那不是跑掉了嘛。”
“差点喂鱼。”梁叔发动引擎，“坐稳了，今天风大。”
船开出大鹏湾，进入珠江口。天渐渐亮了，海面上薄雾弥漫。远处能看见日军的巡逻艇，但梁叔总能找到空隙钻过去——他对这片水域熟悉得像自家后院。
（上午八点半）
船在一个荒凉的小码头靠岸。这里不是九龙，是九龙半岛东边的一个小渔村，叫牛头角。
“从这儿上岸，走路进寨城。”周维汉说，“鬼子在主要路口设卡，但寨城有几十个入口，他们管不过来。”
三人跟着周维汉钻进一条小巷。牛头角破败得很，到处是倒塌的房屋，墙上还留着弹孔。几个衣衫褴褛的小孩在废墟里翻找东西，看见生人，警惕地躲起来。
“香港沦陷后，这里饿死好多人。”周维汉低声说，“鬼子把粮食都运走了，老百姓只能吃树皮草根。”
正说着，前面巷口传来吵闹声。几个伪军正挨家挨户搜查，说是查“抗日分子”，实则是抢东西。一个老太婆抱着米袋不放手，被伪军一脚踢倒。
“妈的……”周维汉咬牙，但没动——他们有任务，不能暴露。
苏砚看着那老太婆趴在地上哭，心里堵得慌。林默紧紧抓住他的手。
绕开伪军，继续走。七拐八绕，终于来到一片混乱的建筑群前——九龙寨城。
真是……难以形容。
寨城像个巨大的水泥怪物，密密麻麻的违章建筑挤在一起，楼贴楼，窗对窗，有些地方楼间距窄得只能侧身通过。电线像蜘蛛网一样横七竖八，地上污水横流，空气里弥漫着霉味、尿骚味和鸦片烟的味道。
“跟紧我。”周维汉说着，钻进一条仅容一人通过的窄巷。
巷子两边是各种店铺——赌档、当铺、烟馆、妓院。白天已经有不少人在活动，赌徒的吆喝声、妓女的调笑声、烟鬼的咳嗽声混成一团。几个光膀子的汉子蹲在路边吃云吞面，斜眼打量他们。
“生面孔啊。”一个满脸横肉的汉子拦住路，“哪来的？”
周维汉掏出一块铜牌晃了晃。汉子脸色一变，立刻让开：“请，请。”
“那牌子是什么？”苏砚小声问。
“寨城‘和胜堂’的通行牌。”周维汉解释，“和胜堂是本地帮会，我们跟他们有合作——我们给他们药品，他们让我们用地方。”
“帮会也抗日？”
“有钱赚就抗，没钱赚就不抗。”周维汉很实际，“这世道，能利用的都利用。”
又穿过几条巷子，来到一栋三层破楼前。楼门口挂着块破招牌：“陈记跌打医馆”。周维汉推门进去。
医馆里坐着个老头，戴老花镜，正捣药。看见周维汉，他点点头：“来了？等你们半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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