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圆之夜前三天，七处准备工作同时展开。
在三岔河，准备工作不是实验室里的设备调试，是生活中的状态调整。林晚月带着岩恩和赵清河，遵循杨老爷子的建议，进行“净心准备”：每天黎明前起床，赤脚在沾满露水的田埂上行走；食用最简单的食物——新收的麦粒煮粥，野菜清汤；日落即息，不用人工光源；大部分时间保持静默，只进行必要的交谈，且交谈内容多与土地、植物、天气相关。
“这不是宗教斋戒，是感知校准，”林晚月向团队解释，“我们要暂时放下日常思维的‘噪音’，让身体和心灵回到更基础的接收状态。就像调频收音机，要找到那个清晰的频率。”
岩恩适应得最快。孩子本就离自然更近，静默与简朴的生活对他而言不是限制，是自由。第三天清晨，他在试验田里对林晚月说：“林姐姐，我听见麦子在唱歌。”
“唱歌？”
“不是真的歌声，”孩子努力描述，“是它们生长的声音，很轻很轻，像很多很多小小的铃铛，在风里互相碰。还有根喝水的声音，咕嘟咕嘟的，很满足的样子。”
赵清河起初觉得这种准备方式“不够科学”，但强迫自己放下科学家的身份，以纯粹的感知者参与后，他发现了变化：第三天下午，他在观察一株星之种麦子时，第一次“感觉到”了植物对光的渴望——不是通过叶绿素测量数据推断，是一种直接的、共情般的感知。
“就像口渴时想喝水的感觉，”他在日志里写道，“但那株麦子‘想’的是光。我知道这听起来不科学，但这确实是体验，不是想象。”
在青海草原，沈雁的准备方式带着游牧文化的特色。她与当地的老牧人一起，骑着马在草原上漫游，晚上睡在毡房里，听着风声和远处的狼嚎。老牧人教她“用皮肤听草原”：趴在地上，耳朵贴地，感受草根在地下蔓延的轻微震动；仰面朝天，让视线失去焦点，感受整片天空的弧度。
“城市人用眼睛太多，”老牧人说，“眼睛看的是表面，皮肤听的是深处。草原要听，不是看。”
在云南山地，周教授跟随彝族毕摩进入深山。毕摩带他到一个古老的祭坛，那里有三棵巨大的杜鹃花树，树龄超过三百年。他们坐在树下，毕摩吟唱古老的经文，经文不是祈祷，更像是与山、树、石头的对话。周教授不懂彝语，但在吟唱中，他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场所记忆”——这片土地千年来的所有生命活动，似乎都在空气中留下了微弱的“印迹”。
“山记得一切，”毕摩告诉他，“每一只走过的鹿，每一只飞过的鸟，每一滴落下的雨，山都记得。我们要学会的，不是问山问题，是听山记得什么。”
在新西兰，毛利长老图霍诺的准备工作是在家族的圣地进行的。那是一片面朝大海的森林，林中有一棵巨大的贝壳杉，树龄超过两千年。图霍诺坐在树下，双手抚地，用毛利语向祖先、向土地、向海洋致意。他的准备不是个人的，是整个族群的：三十位族人围绕着他，轻声合唱古老的歌曲，歌曲讲述着从祖先乘独木舟到达这片土地，到与自然万物建立契约的故事。
“我们不是土地的拥有者，是土地的子孙，”图霍诺对陪伴的深蓝研究员说，“这次浸入，我要代表所有子孙，去听听祖辈土地的声音。”
在亚马逊雨林，萨满卡拉维的准备工作最为直接：他饮用了一种用死藤水和其他七种植物制成的药剂，进入长达十二小时的意识转换状态。这不是迷幻体验，用他的话说是“打开感知的门”。在状态中，他与雨林的植物精灵、动物守护者、河流之灵“对话”，请求它们允许并指引这次特殊的旅程。
“森林是一个巨大的生命，我们只是它的一部分，”卡拉维醒来后说，“它同意了。它想通过我们的眼睛，看看星星的课堂是什么样子。”
赵清河的准备工作相对“现代”但同样深刻。他选择回到自己长大的村庄——长江边的一个小渔村，村庄已在城市化中近乎消失，只剩几户老人。他在废弃的老屋里住了三天，每天去江边坐着，看江水东流。第三天傍晚，他忽然泪流满面。
“我想起了祖父教我看江水的方法，”他在给林晚月的消息中说，“不是看水的流动，是看水里的光、水面的风、水下的影。他说，江是有情绪的，高兴时波光粼粼，悲伤时深不见底。我当了三十年科学家，试图用公式描述一切，却忘记了最简单的感知。”
七个人，七种准备，七个通往浸入的入口。
月圆之夜终于来临。
晚八点整，七个点的同步程序启动。不是技术同步，是意识状态的同步：每个参与者都进入了深度的静心状态，与所在之地的能量场共振。
三岔河，林晚月坐在试验田中央，岩恩在她左边，赵清河在右边。三人手拉手，形成一个小的连接圈。试验田周围，杨老爷子带领村民们安静守候，每个人手中捧着一盏小油灯，灯火在夜风中连成一片温暖的光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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