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风卷着雪沫子，像无数把细小的冰刀，刮过东北黑土地上裸露的枯草。天色灰暗，铅云压得很低，仿佛随时要塌下来。一条土路蜿蜒穿过白桦林，一个穿着破旧棉袄的年轻人正深一脚浅一脚地奔跑。他的脸被冻得通红，眉毛上结了一层白霜，呼出的热气在眼前凝成白雾，瞬间又被风吹散。他怀里紧紧护着一张皱巴巴的纸，那是刚送来的捷报。
年轻人冲进山脚下的屯子时，正好赶上饭点。几家茅草屋的烟囱里冒着青烟，混合着烧柴火和炖白菜的味道。几个正在院子里喂鸡的老汉停下手中的活计，眯着眼看这个气喘吁吁的跑者。
“打胜仗了！”年轻人嗓子哑了，声音却像炸雷一样滚过院子，“抗联打胜仗了！打死了好多小日本！”
手里的簸箕掉在地上，玉米粒撒了一地。老汉们愣住，眼珠子瞪得溜圆。紧接着，有人扔下扫帚，有人推开院门。消息像长了翅膀，顺着风往四面八方飞。村口的老槐树下，几个放牛的孩子互相推搡着，脸上沾着泥巴，眼睛里却亮得吓人。铁匠铺里，叮当声停了，铁匠擦着手上的煤灰，盯着门口的人群，嘴角咧开，露出一口黄牙。
短短半个月，这股热浪涌进了抗联的营地。新来的人排成了长队，有的背着磨得发亮的猎枪，有的扛着生锈的大刀，还有的手里只攥着一根扁担。他们身上裹着单薄的夹袄，脚上的布鞋开了胶，露出冻裂的脚趾。但每个人的眼神都直勾勾地盯着前方，像是饿极了的狼看见了肉。营地里多了三百多个身影，篝火旁挤满了人，笑声和咳嗽声混在一起，在寒冷的夜里显得格外响亮。
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沈阳城，关东军司令部大楼内，暖气片的嘶嘶声掩盖不住室内的死寂。
这是一间宽敞的办公室，墙壁刷着冷灰色的漆，巨大的落地窗被厚重的绒布窗帘遮得严严实实。房间中央摆着一张红木大桌，桌面上铺着大幅的军用地图，上面插满了红蓝两色的图钉。一个身穿深绿色军装的中年男人坐在主位上，肩章上的金星在昏暗的灯光下闪着寒光。他是板垣征四郎。
他手里夹着一支雪茄，烟雾缭绕中，那张国字脸显得阴晴不定。桌上的文件堆得像小山，最上面的一份报告边角已经卷起。副官站在一旁，背挺得笔直，帽檐下的眼睛死死盯着地板上的花纹，连呼吸都压得极低。
“八嘎！”一声暴喝打破了沉默。板垣猛地站起身，椅子腿在地板上划出刺耳的声响。他一把抓起那份报告，狠狠摔在桌上。纸张弹跳起来，落在地毯上，扬起一阵灰尘。
“小小的支那残余部队，竟然敢袭击运输队！”板垣的手指关节捏得发白，指节上的青筋突突直跳，“损失了三十名帝国勇士！这是对大日本的侮辱！”
他绕过桌子，走到地图前，手指重重地点在东北边境的一个红圈上。指甲盖敲击在地图上，发出笃笃的闷响。
“传我的命令。”板垣的声音低沉，像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石头，“调集精锐，彻底剿灭他们！我要看到他们的骨头埋在雪里。”
副官立刻挺直腰杆，大声应道：“哈依！”转身出门时，皮靴踩在木地板上，节奏急促而沉重。
三天后，集结完毕的日军部队开始向抗联活动区域推进。三千名关东军士兵整齐集结，钢盔在阳光下反射着刺眼的白光。他们身后是轰鸣的卡车，履带碾过冻土，留下深深的沟壑。几架九六式战斗机低空掠过，螺旋桨搅动着空气，发出嗡嗡的啸叫，震得路边的枯叶簌簌落下。
队伍的最侧翼，跟着一群穿着黑色长袍的人。他们是阴阳寮派来的阴阳师。这些人不穿军装，腰间挂着铃铛和符咒袋，手里拿着桃木剑或罗盘。走在最前面的一个老者，胡须花白，手里摇着一串铜钱，嘴里念念有词。随着他的步伐，铜钱撞击发出清脆的叮当声，与周围的枪炮声格格不入。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奇异的檀香味，混杂着火药味，闻起来有些呛鼻。
除了正规军，还有一千多名伪军跟在后面。他们穿着杂乱的制服，有的甚至披着破旧的羊皮袄。这些人神色慌张，时不时回头张望，手里的步枪握得并不稳。他们的任务是搜山、清剿、封锁路口，防止漏网之鱼。
抗联营地，指挥部是一间半地下的土窑洞。洞口挂着厚厚的棉帘子，用来挡风。里面点着一盏煤油灯，火苗忽明忽暗，将墙上的人影拉得忽长忽短。
杨将军坐在一张缺了角的木桌前，手里捏着刚送来的情报。他的眉头锁成了一个“川”字，眼角的皱纹里藏着疲惫。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军大衣，领口磨出了毛边。
“三千人？”杨将军的声音有些干涩，他把情报放在桌上，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粗糙的纸面，“咱们满打满算才两千五百多人，而且很多的都没有经过像样的军事训练，武器装备更不是一个档次。”
他伸手拿起桌上的子弹盒，打开盖子，倒出一排子弹。黄澄澄的子弹壳在灯光下滚动，最后停在桌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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