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鸳在清晨六点回到曾家老宅。她没有惊动任何人，用备用钥匙打开档案室的门。晨光从高窗斜射进来，灰尘在光柱里缓慢浮游。她径直走向标着“沈不言”字样的档案柜，手指划过那些褪色的文件夹脊背，最终停在一本黑色硬壳笔记本上，这是沈不言离开前留下的最后一本工作日志。
她翻开笔记本，里面密密麻麻记载着各种公式和草图，页边空白处有许多看似随意的数字标注。她把这些数字逐一录入平板电脑，与沈恪传来的项目关键节点时间进行交叉比对。当输入第七个数字时，她的目光忽然定住，这一页的右下角，有一行极小的铅笔字，是沈不言特有的潦草笔迹：“K的背叛始于春分，止于霜降。”
窗外传来汽车引擎声，她抬头，看见曾砚辞的车驶入前院。她把笔记本塞进背包，迅速关掉平板，从档案室的后窗翻出去，落在修剪整齐的冬青丛里。这个动作让她想起在巴黎读书时，为了赶早课而翻越学校围墙的清晨。
上午九点，曾砚辞的声明准时发布。几乎在同一时刻，工作室的官方邮箱收到了三封来自不同媒体的质询邮件，询问源文件备份的具体存放位置。文鸳没有回复，她正在老城区的图书馆里，查一份1982年的《科技日报》。泛黄的报纸上，一则关于“国家重点科技项目阶段性成果汇报会”的简讯里，配图角落有一个模糊的身影，正是照片上的Kestrel。报道提到，会议于三月十五日上午在科学院计算所召开。
她把这条信息与沈不言日志里的“春分”进行对照，1982年的春分是三月二十日。五天的时间差。她打开手机地图，标记出科学院计算所、沈不言当年居住的专家楼，以及曾家老宅的位置，三点连成一个不规则的三角形。
下午两点，她收到沈恪的消息：“项目组成员陆续回复邮件，其中三人表示愿意作证，但需要法律保护。另外，张阿姨的侄子昨天突然去了香港。”
文鸳盯着最后那句话看了很久。她给曾砚辞发了条消息：“怀瑾和怀瑜今天下午的绘画课，能不能换到室内场馆？”
曾砚辞的回复很快：“已经换好了。周助理会亲自接送。”
她松了口气，但随即又紧绷起来——如果张阿姨的侄子有问题，那么曾家内部可能不止一个漏洞。她想起昨天在档案室看到的家庭服务记录，张阿姨是五年前入职的，当时负责照顾曾砚辞的舅公，后来舅公去世，才被调去照顾孩子。
傍晚时分，她在图书馆的公共电脑上登录了一个加密邮箱，里面存着沈不言当年与海外学者的往来信件。在一封1983年十一月的信中，沈不言提到“K的海外账户出现了异常变动，与某个东欧机构的资金往来频繁”。信纸背面，有用铅笔淡淡画着的一个鹰形图案，和图纸右下角的一模一样。
她把信件拍照存档，然后清除浏览记录。走出图书馆时，天已经黑了，初春的晚风带着凉意。她裹紧外套，忽然注意到对面书店的橱窗玻璃上，映出一个穿着灰色风衣的男人身影，站在离她约二十米的地方，似乎在翻看杂志。
她加快脚步，转入一条小巷，然后闪身躲进一家二十四小时便利店的屋檐下。透过玻璃门，她看见那个灰色风衣男人快步走过巷口，没有停留。她的心跳得很快，手心有些出汗。这也许只是巧合，但她不敢赌。
回到曾家时已是晚上八点。客厅里只亮着一盏落地灯，曾砚辞坐在沙发上，面前摆着两份文件。见她进来，他抬起头，灯光在他脸上投下深深浅浅的阴影。
“声明发出去了，但对方没有按常理出牌。”他把其中一份文件推过来，“这是今天收到的法院传票，有人以‘职务发明权益归属’为由，起诉要求冻结‘不语之心’的所有相关权益。”
文鸳翻开庭前材料，原告签名处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但代理律师事务所在业内很有名，专门处理跨国知识产权案件。她注意到起诉状里提到的一句话：“涉案技术的核心参数形成于1982年3月15日之后。”
又是这个日期。
她把文件放下，说：“他们在用法律手段逼我们承认时间线。”
曾砚辞说：“所以我需要你在二十四小时内，找到能证明创作时间早于那个日期的物理证据。”
文鸳抬起头，看见他的眼睛里布满红血丝。她知道，这个男人在用所有意志力维持着表面的镇定，但内里已经绷紧到了极限。她忽然想起很多年前，沈不言离开前的那天晚上，也是这样坐在书房里，对她说：“鸳鸯，你要记住，有时候最坚固的堡垒，是从内部被侵蚀的。”
“我找到了一些东西。”她说着，把背包里的笔记本拿出来，翻到那一页，“沈不言的日志里提到，K的背叛有明确的时间节点。如果我们能找到这两个时间点之间的通信记录或其他物证，就能证明K的行为属于个人行为，与项目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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