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没亮。
陈衡睁开眼的时候，病房里还是一片灰蒙蒙的。白色天花板，白色墙壁，白色床单，白色窗帘——住了七天，他快被这颜色逼疯了。
头顶的日光灯管没开，但他还是能看见灯管里那几丝黑灰，横七竖八地粘在玻璃管壁内侧。
隔壁床的老头终于不打呼了。这老头是县医院退休的会计，胆囊炎住进来的，每天晚上九点准时开始打鼾，打到凌晨四点收工，中间偶尔憋一口气，憋得陈衡都替他紧张。
现在安静了。
陈衡低头看手背。留置针还扎着，胶布翘了一个角，针眼周围的皮肤泛着青紫色。他用左手的拇指和食指捏住胶布边缘，慢慢撕。胶布粘着汗毛，扯得疼。撕到一半他换了个法子，用牙叼住胶布角，一使劲——
整条胶布下来了。
针头很细，7号的。他捏着针翼往外抽，动作慢，稳。血管壁有一点阻力，他调整了角度，针尖顺着血管走向退出来。手背上冒出一滴血，他用被角按住。
床头柜上有一块表，上海牌的，秒针一格一格跳。五点十七分。
他坐起来。
这个动作比预想的费力。腰腹的肌肉使不上劲，像被人抽走了什么。他扶着床栏杆把自己撑起来，坐稳了，喘了两口。
裤子挂在床尾的横杆上。他伸手够过来，站起来穿。皮带扣到平时那个眼上，裤腰松松垮垮地耷拉着。他往里扣了一个眼，还松。又扣了一个，才算勉强撑住。
七天，瘦了多少不知道，反正原来那个眼的位置已经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压痕。
弯腰系鞋带。系到一半，血往脑袋上涌——不对，是血没涌上来。眼前发黑，耳朵里嗡嗡的，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敲铁皮。他一只手撑在床沿上，另一只手还攥着鞋带，就那么弓着腰僵了五六秒。
黑幕退去。视线回来了。
他把鞋带系完，直起腰，活动了一下脖子。
门开了。
夜班护士推着小推车进来，车上放着血压计和体温计。她看见陈衡穿戴整齐地站在地上，手里拎着那个装换洗衣服的网兜，愣了一下。
“干什么？”
“走了。”
“谁批的？”
“我自己批的。”
护士的脸色不好看。她把血压计往床头柜上一搁，伸手就要去按呼叫铃：“医生没开出院单，你不能走——”
“我去找医生。”
陈衡没等她反应过来，拎着网兜出了病房。走廊里的日光灯已经亮了，惨白的光照着水磨石地面，地面反着光。他的布鞋底子薄，踩在上面能感觉到地面的凉。
值班医生的办公室在走廊尽头。门半掩着，里面的灯开着。
他推门进去。
值班医生姓王，四十出头，黑框眼镜，正趴在桌上打盹。听见门响，抬起头来，眼睛还没全睁开，镜片上有一道压出来的印子。
“陈……”他揉了揉眼，看清来人，“你怎么起来了？”
“我要出院。”
王医生彻底醒了。他坐直身子，把眼镜摘下来擦了擦又戴上，翻开桌上的病历本：“你的转氨酶上次查还偏高，六十七，正常值是四十以下。再观察两天——”
“等不了。”
“厂里的事不差这两天——”
“差。”
王医生看着他。陈衡站在桌前，网兜搁在脚边，脸上没什么特别的表情。但王医生在这个县医院干了十五年，见过各种各样不听话的病人，他知道哪种人劝得动，哪种人劝不动。
眼前这个，劝不动。
他叹了口气，从抽屉里抽出一张表格，在上面写了一行字：
“患者陈衡要求自动出院，医嘱建议继续住院观察，患者拒绝。后果由患者本人承担。”
笔递过来。陈衡接过去，在签名栏里签了字。写得快，笔画连在一起，除了他自己谁也认不出来。
王医生把表格收了，又说了一句：“回去少熬夜，别喝酒，转氨酶高不是小事。”
陈衡点了下头，拎起网兜出了门。
走廊里那个护士还站在原地，手叉着腰，显然是等着他回来。看见他往大门方向走，在后面喊了一声：“药还没拿——”
“不要了。”
医院大门是两扇木头门，漆皮剥落，门轴生锈，推开的时候嘎吱响了一声。
外面的空气扑过来。
凉的。带着水汽。十一月初的早晨，太阳还没出来，天边泛着一层灰蓝色。马路对面的早点摊已经开了，油锅里炸着油条，白色的面团下到油里，滋滋地冒泡，膨胀，变成金黄色。摊子边上蹲着两个穿棉袄的老头，手里捧着碗豆浆，嘴里呼噜呼噜响。
陈衡站在台阶上。
凉气灌进来，直冲肺底，呛得他咳了两声。他没皱眉。消毒水味的空气他闻了整整七天，这口带着油烟味的风，咳得值。
他往路边走。目光扫过马路对面——
一辆黑色轿车。
停在早点摊斜对面，靠着路牙子。车是北京吉普212，军绿色的帆布顶棚换成了黑色硬顶，不是原厂的。车窗摇下来一半，驾驶座上坐着个人，戴鸭舌帽，下巴上有胡茬，正低头看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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