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北的丘陵地带，山是灰黄的，一层叠一层，远看像巨人躺倒后凝固的脊梁。山坳里藏着孝悯庄，村子小，七十来户人家，房子多是黄土夯墙，黑瓦覆顶，瓦缝里长着枯草。路是山泥路，晴天尘土能淹脚踝，雨天就成了酱缸。村子四周的山坡上，一片片梯田像老人额头的皱纹，深一道浅一道，种着玉米和小麦。这些年，年轻人一茬茬往外走，去山西下煤窑，去北京盖楼房，留下的大多是老人、妇女，和山一样沉默。
可这穷地方，却有一门远近闻名的营生：哭丧。
不是自家人哭，是专业的。只要你出钱，他们能哭得山河变色，日月无光，泪水能淌成一条小河。村口老槐树下，常年挂着块靛蓝粗布招牌，白粉浆写着九个字：“孝悯哭丧团，专业服务。”下面还有一行小字：“保您面子十足，孝名远扬。”布旧了，边角破烂，字也斑驳，但村里村外都认得。
这营生兴起，得说回一九九二年。那时村里穷得揭不开锅的人家多，老人去世，儿女在外赶不回来，或者干脆不想回来。丧事总不能冷冷清清，主家觉得脸上无光，就琢磨着请人代哭。起初是找邻居帮忙，给几个鸡蛋、一包红糖当谢礼。后来有人发现，这活儿能换现钱。第一个吃螃蟹的是个叫谢桂兰的寡妇，她哭得真切，眼泪说来就来，渐渐有了名声。拉上几个同样守寡或日子艰难的妇人，这“哭丧团”就算成立了。二十年过去，竟成了孝悯庄一块擦不掉的金字招牌，也是村里不少人家重要的活钱来源。
那是个没有月亮的晚上，风从山坳口灌进来，带着初冬的凛冽。孝悯庄东头，王大户家灯火通明，人声却压得低低的，只有一种声音突出——哭声。不是散乱的呜咽，是整齐的、有节奏的、训练有素的嚎啕。
五个女人，清一色裹着惨白的孝布，从头顶披到肩后。脸上扑了厚厚的白粉，在昏黄的灯泡下，像刚从面缸里捞出来。她们跪在漆黑的棺材前，排成一列，身体随着哭声前后摇晃。最前面那个，瘦得肩胛骨像要刺出衣服，脖子伸长，青筋暴起，声音又尖又厉，穿透夜幕。
“我的爹啊——你咋就舍得走啊——”
“留下儿女可怎么活啊——”
“爹啊——你再睁眼看看啊——”
每一声“爹”都拖得极长，在尾音处猛地一顿，化作更汹涌的嚎啕。其他四个女人的声音则低徊一些，像合唱里的和声，呜呜咽咽，衬得那领哭的声音愈发凄绝。她们的手也不闲着，时而拍打棺材板，发出“砰砰”的闷响；时而捶打自己的胸口，发出“嗵嗵”的空洞回声。眼泪在白粉脸上冲出沟壑，混着鼻涕，亮晶晶地挂在下巴上，然后滴落。地上铺的草席，已经湿了一片深色。
围观的村民挤在院子里、门口，嗑着王家散的白事瓜子，小声嘀咕。
“瞧瞧谢婆这劲头，比王建哭得还真。”
“五百块呢，能不好好哭？”
“啧啧，王家就是阔气，这排场，咱死了能有口薄棺材就算积德了。”
“听说哭三天呢，后面还有和尚念经。”
被称为谢婆的，正是那领哭的瘦女人。她本名谢桂兰，今年五十二，在孝悯庄算是个传奇人物。年轻时模样周正，嫁给村里一个木匠，没几年木匠上山砍树被滚石砸死了，留下她和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她没再嫁，硬是靠着一股狠劲把孩子们拉扯大。如今大儿子在县城开小货车，二儿子在省城打工，女儿嫁到了邻镇。孩子们算是有出息了，可谢桂兰没闲着，这哭丧团是她一手拉扯起来的，也是她的骄傲和钱袋子。
她哭得投入，眼睛紧闭，满脸的皱纹都挤在一起，张大的嘴巴里能看到发黄的牙齿和颤抖的舌头。但若有人仔细看，会发现她拍打棺材的节奏是有规律的，哭声的高低转折也像练过的唱腔。在最凄厉的拖音时，她的眼皮会微微颤抖，然后大颗的泪珠精准地滚落——这是她练了多年的本事，心里想着最苦的事，或是偷偷掐自己大腿内侧最嫩的肉。
棺材里躺的是王大户，大名王有福，七十八岁，算是喜丧。儿子王建在县城做建材生意，是村里最早开上桑塔纳轿车的人。这次丧事，王建要的就是风光。流水席摆三天，请了镇上的鼓乐班，扎了纸人纸马金山银山，自然少不了这“专业”的哭丧团。五百块现金，厚厚一沓，下午就塞进了谢桂兰手里。谢桂兰捏着那沓钱的厚度，脸上每道皱纹都舒展开，对王建保证：“建子，放心，婶子保管让你爹走得风风光光，十里八乡都说你是个大孝子！”
此刻，谢桂兰的喉咙已经有些沙哑，但声音依旧高亢。她在哭的间隙，耳朵却支棱着，听周围的动静。她听到村民的议论，听到王建对来客说话时中气十足的嗓音，也听到鼓乐班不合时宜的欢快调子。她心里盘算着，这三天五百块，除去给其他四个女人每人每天二十，自己能落三百多。够给孙子买两罐好奶粉，还能扯块呢子料做件新外套。想到这里，她悲从中来，哭声里又添了几分“真情实感”，眼泪流得更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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