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七年那会儿，夏天尾巴还赖着不走，白天太阳毒，一早一晚的风可凉了。咱这岭背村，就窝在汶河边的土坡坡里，村子旧得跟块磨秃噜皮的搓衣板似的。能跑动的后生，都揣着盖红章的信，挤上那哐当哐当的绿皮车往南边去了，村里剩下一帮老胳膊老腿，还有满地窜的“留守娃”。
村东头有棵老槐树，年头久了，树荫子黑沉沉的，底下压着一排青砖房。早先是大队部，后来改成看娃的地方，叫“留守屋”。墙上的红漆字，“再穷不能穷教育”，让雨水冲得花花搭搭，漆皮卷着边，跟烂嘴角一样。屋里外两间，外间摆着几张桌子，桌腿都不一般齐，写字晃悠。长条凳被娃们的屁股磨得油亮。桌上乱扔着写满拼音的田字格、啃得剩个头的铅笔，还有黏了吧唧的水果糖纸。里间墙角蹲着一台黑白电视机，十四寸，塑料壳子泛黄，屏幕上灰扑扑的。边上立着个带锁的木头柜子。
看屋的是陈守业，五十多了，都叫他老陈。个子不高，背有点驼，见谁都先笑，眼角那褶子能夹死蚊子，看着怪和气的。老光棍一个，没儿没女。以前在公社农机站混口饭吃，后来站黄了，村支书就让他来管这摊，一个月给三十块，二十斤粮，看着这帮猴孩子。
一放学，这屋就跟开了锅一样。娃们背着破书包嗷嗷冲进来，有的趴桌上赶作业，有的围着电视嚷：“陈叔！放霍元甲！”老陈就笑眯眯地转来转去，给这个找半块橡皮，给那个倒碗放凉的白开水。谁作业卡壳了，他凑过去，用那粗得跟老树根似的手指头点着课本：“这儿，这儿，得这么算。”声音软绵绵的。娃们都说：“陈叔比我爷还好说话。”在外头的爹妈也放心，过年回来，总不忘给他捎包糖，或者扯块布。
小梅是这些娃里的一个。九岁，两根麻花辫细细的，刘海剪得齐，脸晒得黑红，可眼睛忒亮，像水洗过的黑葡萄。她爹妈在深圳的玩具厂，一年到头，也就过年那几天能瞅见。她跟着七十多的奶奶过，奶奶耳背眼也花，管不住她。放了学，她就自个儿来留守屋。
小梅性子闷，不跟人抢电视，总是一个人缩在最靠里那张桌子写字。老陈对她“格外上心”，老凑过来问：“小梅，算术题会不？叔教你。”他那厚巴掌有时就按在她头顶，顺着辫子往下捋，手指头刮过后脖颈子，又凉又糙。小梅吓得一缩脖子，不敢动，把头埋得更低了。
隔壁住着王建国，腿脚不利索，没出去，在村里种那几亩地，顺便帮外出的人瞅瞅房子。他家跟留守屋就隔一堵土墙。每天擦黑，他好搬个小马扎坐门口，抽着廉价烟卷，眯眼瞅着娃们跑进跑出。他跟老陈不熟，碰上了，也就点点头，扯两句“今年苞米价不行”或者“深圳那边还要人不”。
进了八月，天还闷得人喘不上气。汶河的水汽混着岸边烂芦苇的腥气，一股一股往村里飘。娃们还没开学，留守屋从天亮到天黑都吵得人脑仁疼。老陈比往常更忙活，除了看娃，还得给煮绿豆汤去火。他从家拎来个铝皮大水壶，灌满井水，抓两把绿豆，蹲在门口那煤炉子跟前咕嘟。煮好了，搁门口石墩子上晾着，谁渴了就拿搪瓷缸子舀着喝。
谁也不知道，那张老是笑呵呵的脸皮下面，揣着啥心思。老陈年轻时候在农机站就手不干净，让人撵了出来。后来还对村里大姑娘小媳妇动手动脚，让人揍断过腿，虽说接上了，走路有点跛，媳妇也就没娶上。岁数越大，心里头那点脏念头越往歪处长，尤其看着屋里这些爹不疼娘不远的娃。
他从镇上旧货摊，花十五块，淘换回一个黑乎乎的相机，135的，胶卷那种。外壳掉了一块漆，露出里头黑铁。他用旧报纸裹了好几层，塞在里间木柜子最底下。每天，他变着法儿把娃单独叫进里间。“你这篇作文写得灵，叔单独给你讲讲，能拿更高分。”“这道题难，过来，叔教你。”
被叫进去的，多半是小梅这样不大吱声的小丫头小子。老陈关上门，拉上那块洗得发白的蓝布窗帘。屋里一下子暗了，只有电视机屏幕一点蓝荧荧的光。他嘴上讲着题，眼珠子却在娃身上乱转，趁娃低头写字，手就摸到柜子底下，掏出相机，飞快地“咔嚓”一下。胶卷金贵，他舍不得多按，一回就两三张，拍完赶紧塞回去。
怕娃出去乱说，他话里话外地吓唬。对男娃，他说：“敢跟别人说叔单独教你，往后别想看电视，作业本给你撕了喂灶膛。”对女娃，声音放软了，话可更毒：“这是咱俩的秘密。说出去，你爹妈在外头要倒血霉，钱赚不着，人也回不来。”乡下娃实诚，怕没电视看，更怕爹妈出事，心里再膈应，也死死憋着，屁都不敢放一个。
小梅头一回被单独叫进去，是个闷死人的下午。屋里别的娃都回家吃晌午饭了，就剩她一个。老陈走过来，巴掌搭在她瘦津津的肩胛骨上。“小梅，上午那篇《我的爸爸妈妈》，写得好，有真情。来，叔再给你加点细节，保管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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