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下了三天还没停的意思。
泥浆从村道这头淌到那头，混着猪粪和烂菜叶的馊味。赵寡妇踩进一个水坑，布鞋湿透了，脚指头冻得发麻。她往上提了提装红薯的竹篮，篮底蹭着褪色的蓝布褂子，沙沙响。
“桂英婶！等、等等——”
自行车链子卡着泥巴，咔啦咔啦的。李建国一条腿支在地上，另一条腿还跨在车上，帆布挎包滑到手肘那儿。他喘着气，雨水顺着发梢滴进领口。
赵寡妇转过身。雨水糊眼睛，她抹了把脸。
“建国老师，这天气还出来？”
“给你送东西。”李建国在包里掏，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你家强子，考上了！地区技校！”
竹篮掉进泥里。
红薯滚出来，沾上黑泥。赵寡妇没去捡，她盯着信封上那行红字——“地区技工学校录取通知书”。手指碰上去，又缩回来，在衣襟上擦了擦，才接过来。
信封边角让雨打湿了，有点软。
她没拆，就捏着，越捏越紧。指甲陷进纸里。
“强子争气。”李建国下车帮她捡红薯，一个两个扔回篮里，“去了技校，出来就是技术工人，吃商品粮。”
赵寡妇嘴唇动了动，没出声。眼泪掉下来，混着雨水流进嘴角，咸的。
“学费……”她嗓子哑得厉害，“得多少？”
李建国直起身，搓了搓手上的泥：“八百。连住宿。”
篮子又晃了一下。
李建国赶紧扶住：“别急，有政策。镇上刚下来扶贫补助名额，困难学生能补一千五。你去村委问问，找王支书。”
“够……够吗？”
“够。还能剩点当生活费。”
赵寡妇把信封揣进怀里最里层，贴着肉。纸还带着李建国身上的温度。她弯腰拎起篮子，红薯沉甸甸的。
“我现在就去。”
村委那栋二层砖楼立在村中央，门口水泥地裂了几道缝，雨水积在里面。王富贵在二楼喝茶，搪瓷杯上印着“先进工作者”，漆掉了一半。
门被推开时带进一股湿气。
王富贵没抬头，吹了吹茶叶沫。
“王支书。”赵寡妇站在门口，裤腿往下滴水。
“桂英啊。”王富贵放下杯子，杯底磕在桌上，咚的一声，“有事？”
“听说有补助……”
“哦，那个。”王富贵往后靠，藤椅吱呀响，“是有。你想申请？”
赵寡妇点头，点得很用力。
“写个申请吧。”王富贵拉开抽屉，扯出一张皱巴巴的格子纸，“家里多困难，写清楚。明天交来。”
赵寡妇接过纸，纸边划了下手指。
“谢谢王支书。”
“先别谢。”王富贵端起杯子，“名额有限，得审核。”
回家路上，雨小了，变成毛毛雨。赵寡妇把申请书折好，塞进装红薯的篮子底下。推开自家院门时，赵强正蹲在屋檐下修锄头，手上全是黑油。
“妈？”
赵寡妇从怀里掏出信封。
赵强在裤子上擦了手，才接过去。他拆得很慢，怕撕坏了。看完，抬头看母亲，咧开嘴笑，露出两颗虎牙。笑了两声，又抿住嘴。
“学费……”
“有补助。”赵寡妇说，“妈去申请了。”
夜里，煤油灯把两人影子投在土墙上。赵强写字，赵寡妇坐旁边看着。字是钢笔字，蓝黑的，一笔一划：“父亲早逝，母亲多病，家中仅有薄田两亩……”
写到“恳请领导批准”时，钢笔没水了。赵强甩了甩，在废纸上划拉几下，划出几道淡痕。
“明天我去小卖部买墨水。”赵寡妇说。
第二天交申请时，王富贵扫了一眼就夹进文件夹：“等通知吧。”
这一等就是七天。
第七天下午，村委门口贴了红榜。赵寡妇挤在人群里，踮着脚。她认字不多，但“赵强”两个字认得。名字在第三个，毛笔写的，墨有点洇开了。
她没说话，转身往家走。走着走着跑起来，竹篮在胳膊上一颠一颠。
赵强正在院里劈柴，斧头举在半空。
“中了！”
斧头落下，柴裂成两半。
公示那三天，赵寡妇每天去榜前站一会儿。有时用手摸摸名字，纸被太阳晒得发烫。第三天傍晚，王富贵把榜揭了，说报到镇上去了。
“半个月左右钱能下来。”他说。
赵寡妇开始给儿子收拾行李。把压箱底的一块藏青色咔叽布拿出来，比着赵强的旧衣服裁。针脚走得密，线头藏在里头。又翻出他爹留下的樟木箱子，擦了三遍，木头纹路都显出来了。
半个月过去，没消息。
赵寡妇去问，王富贵说镇上忙。
又过一星期，还是没信儿。赵强坐不住了，晚饭时扒拉两口就放下筷子。
“妈，要不……我去问问？”
“你别去。”赵寡妇盛汤，“妈去。”
第二天她在村委门口等到晌午。王富贵从外面回来，自行车把上挂着一刀猪肉，肥的多。
“王支书，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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