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二,你把那张红纸往右边挪挪,对,就那儿……操,贴歪了,算了,歪就歪吧,反正也没人看。”
我站在周大妈家那栋两层小楼的院子里,嘴里叼着一根两块钱一包的庐山烟,烟雾被山风一吹,直接糊了满眼,辣得我直揉眼泪。天色黑得特别快,江西这边的冬天天黑得像锅底砸下来一样,下午五点半,天边最后一点毛边似的红霞就彻底没了。
周大妈死了半年了。
这房子从她死后就一直空着,院子里的枯草长得能没过脚脖子。今天下午,她那个在深圳打工的儿子周建军终于回来了。开着一辆不知道几手的比亚迪,后备箱里塞满了大包小包,一进村就挨家挨户发中华烟,逢人就笑,说他在外面发了点小财,这次回来是打算把这老房子卖了,顺便把周大妈的户口给注销了。
我拿着浆糊刷子,看着周建军那张油光水滑的脸,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建军,你今晚真住这儿?”我吐掉嘴里的烟屁股,用脚底板踩了踩,“要不……去我家挤挤?我那屋虽然乱,但好歹暖和,你这屋半年没开火,冷得跟冰窖似的。”
周建军正忙着往堂屋的大门上贴一张“出卖此房”的白纸红字,听见我的话,他连头都没回,呵呵笑了一声:“罗子,谢了啊。没事儿,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怕啥?再说了,我开了一天车,累得骨头都散架了,就想躺着。这房子我找了镇上的中介,过几天人家就带客户来看房,我得先把里面收拾干净,不然卖不上价。”
我看着他的背影,嘴唇动了动,到底还是把后面的话咽了下去。
村里人都知道,这房子不对劲。
具体怎么不对劲,大家明面上都不说,但只要一到晚上七点,村尾这块地方绝对见不到半个人影。就连接近这栋房子的路口,连村里的野狗都会绕着走。
其实半年前,周大妈还没死的时候,这地方就死气沉沉的。
江西这边的山村,到了冬天,留在村里的基本上除了等死的老人,就是还没灶台高的小孩。周大妈住村尾,离最近的邻居黄叔家也有百来米。她老伴死得早,一个人守着这栋两层的小砖房守了十几年。那房子是十年前周建军第一年去深圳赚了钱寄回来盖的,当时在村里风光得很,红砖贴面,二楼还装了铝合金的防盗窗。
可风光有什么用?
周大妈的风湿病严重,一到冬天连楼梯都爬不上去,长年累月就住在 一楼阴暗潮湿的后房里。那二楼,基本上就是个摆设。
我记得去年冬天,特别冷,村里的自来水管都冻裂了好几回。我每次路过她家门口,都能看见周大妈一个人坐在堂屋门口的竹椅上,身上裹着一件补丁摞补丁的旧棉袄,手里死死攥着一个老旧的诺基亚手机。
那手机的按键都磨白了,漆皮掉得一塌糊涂。
“罗子啊,出来打水啊?”每次看到我,周大妈都会颤巍巍地站起来,浑浊的眼睛里亮一下,“你看看,我这手机是不是坏了?怎么一天都没响过?”
我走过去帮她看,手机屏幕上干干净净,满格的信号,就是没有未接来电。
“没坏,大妈,有信号呢。”我把手机还给她。
周大妈就会叹口气,把手机又塞回兜里,自言自语着:“没坏啊……那建军怎么没打电话来?他上礼拜说这礼拜天给我打的。可能……可能深圳太忙了吧,他说他在那边当主管,管着几十号人呢,忙,忙点好,能挣钱……”
她每次都这么自我安慰,但我知道,周建军三个月都不一定打一个电话回来。
有一次我实在看不下去,用我自己的手机给周建军打了个过去。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通,那边吵得要命,全是麻将碰撞的声音和男男女女的起哄声。
“喂,谁啊?”周建军的声音听起来很不耐烦。
“建军,我,同村的罗子。”我说。
“哦,罗子啊,啥事?我这忙着呢,正跟客户谈生意。”他一边说,我一边还能听到手机里传来别人喊“碰!五条!”的声音。
“你妈身体最近不太好,咳得厉害,天天在门口守着电话等你想你,你有空给她打一个,或者回来看看。”我皱着眉头说。
周建军在电话那边沉默了一下,接着语气就变得急躁起来:“哎呀,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这天天在外面拼死拼活为了谁啊?还不是为了这个家?我要是天天守在家里,地里能长出人民币来啊?我上个月不是刚给她汇了五百块钱吗?你跟她说,让她该吃吃该买买,别省。我这真的忙,过年,过年我一定回!”
说完,他直接把电话挂了。
那是去年的十一月份。他嘴里说的“过年一定回”,结果成了周大妈的催命符。
十二月中旬的时候,村里下了一场大雪。那场雪下得特别邪乎,把进山的路都给封了。周大妈感冒了,一个人躺在那间阴冷的小屋里,给周建军打了无数个电话。
这些事,是我后来在周大妈死后的手机通话记录里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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