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啪！”
一声脆响，我手里的手电筒直接砸在地上，钢壳在水泥地面上滚了好几圈，最后卡在墙根的死角里。那光柱晃悠着照在墙上，把我的影子拉得又长又歪，像个吊死鬼。
我没去捡。我不敢动。
我死死盯着眼前这扇掉了漆的杨木大门。门缝里，正往外漏着一股子幽蓝幽蓝的光。那光一闪一闪的，把门板上残留的半张破烂春联照得像泼了血。
更让我浑身骨头缝发凉的，是门后面传出来的声音。
“……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
这是新闻联播的片头曲。字正腔圆，每一个字都清楚得像是在我耳朵眼里炸开一样。
我咽了口唾沫，低头看了看手机。屏幕上那几个绿荧荧的数字刺得我眼睛发酸：18:00。
整整六点，一分不差。
可是，这屋里……他妈的根本不该有人啊。
这是我姥爷吴大爷的房子。我姥爷，在这个村里孤零零地活了七十多年，三个月前，他死在这张床上。死的时候，身上都臭了，还是隔壁王木匠去他家借锄头，闻着味儿不对，找人砸开门才发现的。
从那以后，这排老屋就彻底绝了人烟。村里现在大半都是空房，年轻人都进城了，剩几个老不死的也凑在村头晒太阳，没人愿意往这排阴森森的土房跟前凑。
可就是从上个月开始，村里人私底下就开始嘀咕。王木匠说，他好几次傍晚在地里干完活往回走，路过我姥爷家门口，都能听见里面有动静。
“小文啊，”王木匠当时蹲在村口抽着旱烟，烟雾后面那张老脸皱得像个干树皮，眼睛斜着瞅我，“你姥爷内个老电视，是不是坏了？怎么天天傍晚六点，准时在里头叫唤？那动静，跟以前一模一样。”
我当时以为他是老糊涂了。我说：“大爷，你别瞎说，我大舅他们走的时候，把我姥爷的电闸都拉了。电表都拆了，哪来的电视声？”
王木匠没说话，吐了口浓烟，冷笑了一声。那眼神，看得我心里直发毛。
今天，我是实在没办法才回来的。我妈在城里天天催，说村里这块地批下来了，过阵子要规划，大舅和二姨两家为了这栋破房子的产权在电话里吵得祖宗十八代都翻出来了。我妈是个软柿子，争不过他们，就指使我回村，把姥爷生前留下的一些老物件、还有房产证之类的东西收拾收拾拿走，省得最后便宜了那两个没良心的。
我下午四点到的村子。天黑得快，等我把院子里的荒草踩倒，摸到门钥匙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山了。
我本来以为二十分钟就能搞定。
可现在，我站在门外，听着里面那准时响起的、激昂的新闻播报声，手心里的汗把钥匙柄都弄得黏糊糊的。
“……下面播送一组简讯……”
电视里的女播音员声音甜美，可在空旷死寂的废弃村落里，这声音就像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周围太静了，静得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还有远处不知哪家养的狗，正发出一阵阵压抑的、呜呜的哭号。
走。赶紧走。明天白天带几个男同学一起来。
我脑子里死死攥着这个念头，右脚已经往后退了一步。
可就在这时候，电视里的声音突然掐断了。
没有任何过渡，前一秒还在播报着什么经济数据，后一秒，所有的声音戛然而止。
整栋房子陷入了一种死一般的寂静。
我屏住呼吸，一动不敢动。等了大概有半分钟，那屋里突然传来了一声极其轻微的响动。
“咯吱——”
是那种老式木头椅子被人坐上去、木料互相挤压的声音。
我太熟悉这个声音了。以前每次放暑假回来看姥爷，他只要一坐进那把缺了半个扶手的藤椅里，椅子就会发出这种“咯吱”声。
接着，是一个沉重的喘息声。
“呼……嗬……”
那声音很粗，带着浓重的痰音，像是一个风箱在破败的灶台里使劲拉动。
我全身的毛。
“谁……谁在里面？”
我壮着胆子喊了一声，嗓音尖锐得连我自己都觉得陌生，带着明显的哭腔。
没人理我。
那股子幽蓝的光还在门缝里闪烁，把我的鞋尖照得一阵青一阵白。
不知道哪来一股邪劲，也许是想到我妈在电话里哭诉大舅怎么欺负她，也许是觉得光天化日（虽然已经擦黑了）不至于真有脏东西，我一咬牙，一步跨上前，一把推开了那扇虚掩着的木门。
门轴发出刺耳的尖叫。
一股霉味、灰尘味，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像是什么东西烂在地窖里的死气，劈头盖脸地朝我扑过来。
我剧烈地咳嗽了两声，眯起眼睛朝屋里看去。
屋里很暗。没有灯。
但在正对着门的那张八仙桌上，确实亮着一个亮块。那是我姥爷生前最宝贝的那台十四寸凯歌牌黑白老电视。
奇怪的是，电视屏幕上根本没有画面。它没有天线，屏幕上全是密密麻麻的雪花点，像无数只白色的小虫子在屏幕上疯狂地蠕动。那幽蓝的光，就是这些雪花点发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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