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我亲眼看见那辆报废了五年的校车，大灯忽明忽暗地闪了两下，像只垂死的畜生。
雨下得跟瓢泼似的，山里的风刮得树叶子哗啦响，我正躲在废弃停车场外面的那片烂泥地里抽烟，为了躲那几个要债的混混。可就是在那一瞬间，那辆早就被拆得七零八落的破校车，引擎竟然发出了一声沉闷的轰鸣，紧接着，车厢里那盏昏黄的顶灯亮了。
亮得刺眼。
我手里的烟直接掉进了泥坑里，半截身子都僵住了。这车没电瓶，没引擎，连车轱辘都卸了两个，它凭什么亮？
我揉了揉眼睛，以为是自己喝多了。可还没等我反应过来，那种声音就从车里传出来了。那是小孩子在唱歌，还是那首烂俗的《两只老虎》，唱得尖细，却透着一股子泡在水里的闷声。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
操。
我这辈子没怕过什么，可那天晚上，我腿肚子真是在打颤。我甚至不敢抬头去看那车窗，但我眼角的余光死死地钉在那儿——在那块满是泥垢和铁锈的车窗玻璃上，一只苍白得像纸糊的小手，慢慢地，一寸一寸地贴了上来。
接着是第二只，第三只。
那玻璃上瞬间布满了湿漉漉的小手印，密密麻麻，像是从里面有什么东西想拼命挤出来。
我转身想跑，可脚下一滑，整个人摔进那泥坑里，那一刻，我手机响了。屏幕上跳动的备注名，让我浑身的血都凉透了——“老胡”。
老胡，就是当年开那辆校车的司机。
他五年前就淹死在水库里了，捞出来的时候，尸体僵硬得像块铁板，双手死死抠在方向盘上，抠得指甲盖都翻了。
电话还在响，震得我心口发疼。我哆哆嗦嗦地接通，那边传来的不是老胡的声音，而是几十个孩子的哭喊，混合着水流进喉咙的咕嘟声。
“叔叔，开门啊……门锁住了……好冷啊……”
我挂了电话，发疯一样往山下跑。我不信邪，我真不信，但我知道，这村子完了，我们这帮人，都完了。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那时候，我虽然只是个修车的，但村小学那辆破金杯校车，基本上是我在伺候。说是校车，其实就是个坟场。那破车，引擎盖一掀开，全是油腻子和烂铁锈，刹车片薄得跟纸一样。可校长陈建国那老东西，为了省那几个修车钱，成天跟我吆喝：“凑合开，山里路哪有那么平，开慢点就行。”
开慢点？那山路十八弯，两边都是陡崖，路面也就是两车宽，下雨天泥巴都能没过脚脖子。
那天暴雨，我记得特别清楚。
村里的小学要搞什么升学汇报，非要那几个低年级的留守娃去县城表演。陈建国那货为了省钱，没舍得包正规的大巴，硬是用那辆破金杯把十三个孩子往车里塞。
那是夏天，雨下得要把天都捅个窟窿。
我去送修补好的备胎时，车已经挤得不成样子了。老胡那死鬼，坐在驾驶座上，身上一股子刺鼻的劣质白酒味，脸红得像块红布。他正在跟陈建国吵，骂这车装不下，让他别搞了。
陈建国当时怎么说的？他把烟屁股往地上一扔，指着老胡的鼻子骂：“你妈的，开个车还要老子教？孩子迟到了，你担得起责任吗？让你走你就走，废什么话！”
那是十三条命啊。
我当时就在旁边，亲眼看着那一车孩子像沙丁鱼一样挤着，好几个孩子连座位都没有，就蹲在过道里，怀里抱着书包，眼神怯生生的。那个叫小豆的女孩，还坐在窗边冲我笑，问我这车修好了没，说怕路上车子又坏了。
我当时要是拦一把呢？我要是把车胎给扎了，是不是就没这事儿了？
我没动，我就站在那儿，看着老胡一脚油门踩下去，校车晃晃悠悠地冲进了雨幕。
不到一个小时，电话就来了。
车掉进水库了。
我和陈建国赶过去的时候，雨还在下。那水库的水黑黢黢的，像口巨大的棺材。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只想跳下去救人，可陈建国一把拉住我，力气大得吓人。
“你疯了？你现在下去就是送死！”
“校长，里头有娃啊！有娃还在喊啊！”
我听到了，真的，那水面下有动静，那是孩子在拍车窗的声音，一下，两下，越来越急，最后变成了一片死寂。
陈建国回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我这辈子都忘不掉。那不是悲伤，那是恐惧，那是对丢掉校长的乌纱帽和可能要坐牢的恐惧。
“这件事，谁都不准说。”他冷冷地吐出这么一句，然后掏出电话，开始联系上面的关系。
接下来的事情，比杀人还恶心。
陈建国带人删了学校监控，买通了路口的监控员，对外统一口径：因为雨天路滑，司机疲劳驾驶，车辆失控掉入水中，全员遇难。
没人提超载，没人提那酒气冲天的老胡，更没人提，那天车门其实是卡死的，孩子们是在黑暗里看着水一点点灌进来，活活被淹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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