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二年的冬天，绿皮火车压过铁轨的动静，能把整个站前街的窗户震得发抖。
那地方脏得要命。
地上永远是化不开的黑雪，混着吐出来的痰和扔掉的烟屁股。一到晚上，录像厅的喇叭里放着港台警匪片，枪声震天响；旁边的黑旅馆和舞厅就把那粉红色的日光灯管啪嗒啪嗒全点亮。那灯光照在雪地上，泛着一种让人胃里泛酸的邪乎气。
我那时候在站前街的副食店守夜，每天后半夜，就缩在柜台后面烤炭火。
“操他妈的，这天能冻死鬼。”
杜麻子推开我店门的时候，身上带着一股子劣质香水和旱烟混合的臭味。他四十多岁，半边脸长满了黑麻子，眼珠子总是斜着瞅人。他手里拎着个空啤酒瓶，进门就往柜台上砸了一块钱：“来包红梅。”
我把烟递过去，扫了他一眼。他手指甲缝里全是黑的，黏糊糊的不知道是油泥还是别的东西。
“麻子哥，今儿生意不错啊？”我随口搭了一句。
杜麻子斜着眼笑，露出一嘴黄牙：“还成，新来那个农村货，长得跟掐得出水似的。就是太嫩，不听话，刚在后屋关了三天，老实多了。”
他说的是白秀。
这名字我记得太清楚了。十九岁，刚从下面县城的山沟沟里出来。听说是被同乡骗过来的，说是带她进大城市“进厂”坐办公室。结果刚下绿皮车，连这站前街的北极星大钟都没看明白，身份证就被杜麻子扣了。
那天下午，我看见白秀在杜麻子的发廊门口哭。
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棉袄，扎着两个麻花辫，跪在地上一边抹眼泪一边求杜麻子：“大叔，你把身份证还我吧，我不进厂了，我想回家，我爹还在家等我寄药钱……”
杜麻子一脚就踹在她心窝子上。
那丫头被踹得在地上滚了一圈，棉袄上全是黑雪。杜麻子揪着她的辫子把她往发廊里拖，嘴里啐着唾沫：“回家？你老乡吃了老子两百块介绍费！你他妈坐火车的路费也是老子垫的！欠了路费，就得还！不把这两百块给老子挣出来，你死也得死在老子炕上！”
周围一圈摆地摊的、开摩的的，全在冷眼看着。
没人吭声。
在这条街上，杜麻子哥几个就是天。谁会为了个外地来的丫头去得罪一帮流氓？我当时也只是缩在柜台后面，把玻璃窗拉上了一半。那丫头求救的眼神往人群里扫，最后跟我的目光对上了一秒。
那眼神，亮得让人发慌，可又绝望得像要死过去。
我把头低下了。
后来白秀逃跑过一次。
那是她来这里的第二周。一个下大雨的后半夜，她连鞋都没穿，光着脚在黑漆漆的街上跑。她想往火车站的候车厅里钻，结果还没进大门，就被杜麻子带人给堵住了。
那晚上的动静闹得挺大。
杜麻子他们四五个人，把白秀在火车站广场上连打带踢地折腾了半个小时。白秀的惨叫声在雨夜里传出去老远，撕心裂肺的。最后，杜麻子嫌她叫得心烦，脱了自己那只沾满泥的皮鞋，直接塞进了白秀嘴里。
等把人拖回发廊，杜麻子当着整条街的面，拿把剪刀，把白秀那头乌黑的头发全给铰了。
不是剪短，是胡乱地剃。
秃一块，青一块，头皮上还被剪刀戳了好几个血口子。
“你不是喜欢跑吗？老子让你跑！”杜麻子一边铰，一边往她头上吐痰，“现在这模样，我看哪个野男人收留你！”
从那以后，白秀就变了。
她不哭也不闹了，整天就坐在发廊临街的那扇大玻璃窗后面。杜麻子逼她穿上那些露大腿的紧身裙子，可她头上戴着个破布帽子，脸上没一点血色。
那发廊晚上点着红灯，粉红色的光照在她脸上，把她那张原本秀气的脸衬得像个扎好糊起来的纸人。
我的店正好在斜对面。有时候隔着街看过去，能看见白秀那双眼直勾勾地盯着火车站的方向。
每当有绿皮火车轰隆隆地开过来，拉响汽笛的时候，她的眼珠子才会稍微动一下。
那时候，在这条街上干活的那个瘸腿老清洁工，过来我店里买火柴。
他一边擦着汗，一边压低声音跟我说：“那闺女活不长了。我早上扫地，看见她吐出来的口水里都有血。可她还天天问我，‘大叔，回贵州的火车，今天几点开啊？’”
老头叹了口气：“她想家啊，想回山里。”
我说：“想有什么用？进了麻子那个窟窿，骨头渣子都得留下来肥田。”
事情闹大，是在那个冬天的腊月二十三。
那天过小年，外面下着暴雪。
站前街上的人走得差不多了，可杜麻子的发廊还开着。后半夜两点多，来了一个喝得醉醺醺的壮汉。那人浑身牛羊肉味，听说是关外过来的倒爷，脾气暴得很。
那汉子一进店，瞅见白秀，就嘟囔着说这娘们怎么是个秃子，晦气。
杜麻子在旁边直赔笑，说秃子有秃子的玩儿法，还说这货是山里来的，皮实，随你怎么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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