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下午两点半，郑耀先从住处出来。他换了一身干净的中山装，深灰色的，领口扣得一丝不苟。头发用水梳过，鬓角修得整整齐齐。口袋里装着半包烟、一个打火机、一块怀表、一瓶安神丸、一把铜钥匙。还有那个油纸包——胶卷底片。陆汉卿还给了他。
他叫了一辆黄包车。爱多亚路在法租界的东边，靠近黄浦江。《大美晚报》报馆是一栋三层的灰色建筑，外墙爬满了常春藤的枯藤，门口挂着一面美国旗，在江风里猎猎地飘着。旗子的边角已经磨毛了，但颜色还很鲜艳。
郑耀先付了车钱，站在报馆门口抬头看了看那面旗子。然后他推门走了进去。
一楼是营业厅，柜台后面坐着一个戴眼镜的姑娘在接电话。墙上挂着几幅装裱过的报纸头版，最显眼的位置是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四日的头版，大标题是——“淞沪战起，我军奋勇杀敌”。旁边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的头版，标题只有五个字——“南京，南京”。再旁边是一九四零年三月三十日的头版，标题是——“汪逆伪府成立，国人共诛之”。
每一张报纸都装在镜框里，镜框玻璃擦得干干净净。这些报纸是《大美晚报》的骨头。鬼子占了上海，租界里的报纸一家接一家地接受新闻检查，只有这面美国旗下面的报纸不买账。方博文的社论一篇比一篇硬，硬到76号给他寄子弹，他把子弹的照片登出来，配了一行字——“此物尚有不足，望多寄数枚。”
郑耀先的目光从那些镜框上移开，走到柜台前。“我找方博文先生。”
戴眼镜的姑娘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先生贵姓？有预约吗？”
“免贵姓郑。方先生约我三点见面。”
姑娘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低声说了几句放下。“方先生在二楼总编室等您。楼梯在右边。”
郑耀先上了二楼。走廊里堆满了报纸合订本和纸型，油墨味浓得化不开。走廊尽头一扇门上钉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总编辑”三个字，油漆已经斑驳了。他敲了敲门。
“进来。”声音不大，带着苏州口音。
郑耀先推门进去。办公室不大，一张老式的榆木办公桌，桌上堆满了稿件、清样、字典和烟灰缸。烟灰缸里堆着烟头，像一座小小的坟。墙上挂着一幅字，用行书写的——“铁肩担道义，辣手着文章”。落款是“行知自勉”。方博文坐在办公桌后面。四十二岁，头发花白了大半，理得很短，一根一根竖着。脸上的皱纹很深，眼窝深陷，颧骨高耸，嘴唇微微干裂。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袖口磨出了毛边，左手夹着一根烟，右手握着一支钢笔，正在一份清样上改字。听到门响，他抬起头来。
郑耀先跟无数人打过交道——军统的、中统的、76号的、特高课的、帮会的、商界的、舞厅的。每个人的眼睛里都有东西。有的藏着刀，有的藏着钱，有的藏着恐惧，有的藏着欲望。方博文的眼睛里什么都没有藏。不是空洞，是清澈。像一口井，井底有什么，一眼就能看到底。
“郑先生？”方博文站起来，伸出手。他的手很瘦，指关节粗大，中指上有一个被钢笔磨出来的老茧。
郑耀先握住了那只手。“方先生，久仰。”
方博文指了指办公桌对面的一把旧藤椅。郑耀先坐下来。方博文把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从桌上的烟盒里抽出两根烟递了一根过来。郑耀先接过点上。两个人先抽了半根烟，都没有说话。窗外的江风吹进来，把桌上的稿件吹得哗哗响。方博文伸手拿过一把木尺压住稿子，然后把烟灰弹进烟灰缸里。
“郑先生，那些材料是你让人交给我的。”
郑耀先点了点头。
“材料上的人——李政，中统上海站主任。他把军统潜伏人员的名单卖给了76号情报处处长黄烈，价钱是五千块。交易的时间、地点、中间人，材料里都写得很清楚。照片也很清楚。”方博文的声音不高，语速不快，像在念一篇还没写完的社论，每一个字都经过斟酌。“我今天上午托人查了一下。黄烈昨天夜里确实在虹口那家日本料理店包了一个包间。赵韵灵也确实在那里。李政也去了。时间、地点、人物，都对得上。所以材料是真的。”
郑耀先弹了弹烟灰，等着他继续说。
方博文把烟抽完，烟头摁灭，没有马上点新的。他靠在椅背上，手指在桌面上无意识地敲着，发出轻微的嗒嗒声。
“郑先生，我当了十五年报人。十五年前我在北京《晨报》当记者，报道过北洋政府出卖国家权益的丑闻。报馆被查封，我逃到上海。十一年前我在《申报》当编辑，报道过国民政府官员的贪腐案。有人往我家寄了一颗子弹，我没理。九年前我到了《大美晚报》，从编辑做到主笔。淞沪会战的时候我在闸北前线采访，炮弹落在离我五十米的地方，我趴在地上，耳朵里全是嗡嗡声。嗡嗡声停了之后我爬起来继续写稿。南京陷落的消息传到上海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报馆里，一个字都写不出来。天亮的时候我写了一个标题——南京，南京。四个字。编辑问我要不要配社论，我说不用了。这四个字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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