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韵灵死后第三天，上海下了一场冻雨。雨丝细密，打在脸上像针尖，又冷又硬。街上的梧桐树早已落光了叶子，光秃秃的枝丫在风里抖着，像一群瘦骨嶙峋的手指向灰蒙蒙的天空。郑耀先站在商行三楼办公室的窗前，看着南京路上被雨水打湿的路面反射着霓虹灯的光，红的绿的蓝的，碎成一片一片。他手里夹着一根烟，烟灰积了长长一截，忘了弹。
桌子上的电话响了。他转过身拿起听筒，是宋孝安的声音，压得很低。
“六哥，苏北来人了。”
郑耀先的手指在听筒上微微收紧。“什么时候到的？”
“今天下午。坐运粮船过来的，藏在粮包堆里。人已经安顿在法租界了，老地方。”宋孝安顿了一下，声音压得更低了。“来的人姓江，叫江萍。是个女同志，很年轻。”
郑耀先沉默了几秒钟。女同志。老陆说过，新的联络员代号“剪刀”，会在这几天跟他接头。老陆没有说“剪刀”是男是女。但赵韵灵已经牺牲了——她用自己的命把“剪刀”这个代号从敌人的追查中彻底抹掉了。现在苏北又派了一个“剪刀”来，这个新人，接的不只是一个代号，是一条被鲜血浸透了的交通线。
“她带了什么？”
“带了一封老陆的亲笔信。还有——一把剪刀。”
郑耀先把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今晚八点，老地方。安排她来见我。”
晚上八点，法租界迈尔西爱路一百一十七号。天井里的枇杷树在冻雨中瑟瑟发抖，雨滴顺着枯枝往下淌，在青石板上砸出细碎的声响。郑耀先坐在小屋里，煤油灯拧到最小，桌上放着老陆留给他的那瓶安神丸。瓷瓶在昏黄的光里泛着幽幽的青光。他听到了脚步声，不是从正门进来的，是从后墙的铁皮门那边——轻而稳的布鞋底踩在湿漉漉的青石板上，每一步都踩得很实。
门被轻轻敲了三下，一顿，又两下。郑耀先站起来拉开了门。
门外站着一个年轻女人。二十出头，穿着一件灰布棉袍，头上包着一块藏青色的头巾，头巾被雨水打湿了，贴在鬓角上。她的脸是鹅蛋形的，皮肤被苏北的风吹得有些粗糙，颧骨上两团冻出来的红。眼睛不大，单眼皮，但瞳仁很亮，像两颗被雨水洗过的黑石子。她手里拎着一只藤编的小箱子，箱子上盖着一块蓝布。看到郑耀先，她微微一怔，然后迅速恢复了平静。
“先生，请问陆大夫在吗？我找他抓药。”她的声音清脆，带着苏北口音。
“陆大夫出远门了。药方留下了，进来吧。”郑耀先侧身让开。
江萍走进小屋，把藤箱放在桌上。她解开蓝布，打开箱盖，里面是几件换洗衣服和一本线装的《本草纲目》。她把《本草纲目》拿出来翻到中间，从书页的夹层里抽出一张叠得很小的纸条递给郑耀先。郑耀先接过纸条展开。老陆的笔迹，方方正正，横平竖直——
“老郑：我已安全返抵苏北，伤愈归队。今遣江萍同志赴沪，接替剪刀联络员工作。江萍同志受过专业训练，忠实可靠。其父原为新四军军部电台台长，去年在反扫荡中牺牲。你之情况，我已向上级详细汇报。组织认为，山本线极具战略价值，望继续深入。另，老钱之牺牲，组织已追记大功。不必过于自责。”
郑耀先把信折好，凑近煤油灯的火苗。火焰舔着纸边，火光在他脸上跳动了一下，然后熄灭了。灰烬落在桌面上。他抬起头看着江萍。她也正看着他，目光笔直，没有闪躲。
“你知道我是谁？”郑耀先的声音很平。
“知道。你是风筝。”江萍的声音也很平，但平底下有一层极薄的、不易察觉的紧张。她从藤箱的最底层摸出一样东西放在桌上——一把剪刀。普通的黑铁剪刀，刃口磨得很锋利，手柄上缠着细麻绳，麻绳已经被手磨得发亮了。“这是上一任剪刀留给你的。我来之前，苏北的同志把它交给了我。”
郑耀先看着那把剪刀。赵韵灵用这把剪刀剪过多少东西？剪过衣裳，剪过线头，也许还剪过她自己旗袍上松脱的线。她把这个最普通的物件变成了一把藏在敌人眼皮底下最锋利的刀。现在这把剪刀传到了这个年轻女人手里。他把剪刀拿起来，在煤油灯下翻过来看了看刃口，然后放回桌上。
“江萍同志，从今天起，你的公开身份是大光明茶楼的茶房。茶楼老板是组织在上海的外围关系。我的代号是风筝，你的代号是剪刀。我们每月接头两次，初一和十五，地点在霞飞路法国公园长椅。紧急情况下用迈尔西爱路一百一十七号后墙的暗号——墙缝里塞一块红砖屑，我看到之后当晚八点在这里等你。日常情报传递用死信信箱，位置在霞飞路邮局三楼男厕左边第三个马桶水箱夹层。记住了？”
江萍从棉袍内侧掏出一个巴掌大的笔记本，用铅笔快速记着，然后抬起头看着郑耀先。“记住了。风筝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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