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耀先踏上最后一级楼梯时，听到了二楼传来说话声。不是赵简之的大嗓门，也不是宋孝安那种不紧不慢的语调——是一个女人的声音，低沉而清晰，隔着门板有些发闷，但字字分明。
他推开门，看见徐秋影正坐在靠窗的椅子上。她今天换了一件墨绿色的旗袍，外面罩着深灰色的毛呢大衣，手里端着一杯茶，姿态不卑不亢，像是坐在自己办公室里一样自然。赵简之坐在她对面，脸上的表情活像一个被先生留堂的小学生——腰板挺得笔直，双手规规矩矩地放在膝盖上，连平时不离身的匕首都解下来放在了远处的桌角上。宋孝安站在窗边，手里夹着一支没点的烟，看到郑耀先进来，不易察觉地朝他使了个眼色。
“郑组长。”徐秋影放下茶杯站起来，朝他点了点头，“冒昧来访，没有提前打招呼，失礼了。”
“徐科长客气。档案科的人来行动组的据点，一定是公事。”郑耀先把外套脱下来挂在门后的衣钩上，顺手把门关上。他走到桌边，拿起茶壶给自己倒了一杯，动作从容得像是刚从一个普通的饭局上回来，而不是刚从特高课的保险柜里看完一份绝密的协同任务清单。他端着茶杯在徐秋影侧面的椅子上坐下，和赵简之、徐秋影形成了一个不规则的三角形。“说吧，什么事？”
徐秋影从随身的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放在桌上。文件是用站内专用的牛皮纸封套装着的，封套上盖着档案科的红色归档章和“内部”密级章。她打开封套，从里面抽出三张纸，整齐地排列在桌面上。
“三件事。每一件都跟行动组有关。”她的手指点在第一张纸上——那是一份物资申领单的复印件，日期是去年九月，申领人是赵简之，申领物品是“TNT炸药十公斤，雷管二十枚，导火索五十米”，申领事由是“虹口日本宪兵队营房爆破行动”。批准人签名处盖着徐百川的私章。
“去年九月的虹口爆破行动，行动报告上写的是成功引爆了宪兵队营房的北侧弹药库。但我核对了宪兵队内部流传出来的损失报告——日本人自己的记录是营房北侧外墙受损，无人伤亡，弹药库完好。两份记录严重不符。要么是我们的行动报告夸大了战果，要么是日本人的损失报告在掩盖真相。”
郑耀先看了一眼那份申领单，没有去碰它。他记得那次行动。那天晚上是他亲自带队的，赵简之和另外两个队员摸到了宪兵队营房北墙外的排水沟里，埋了十公斤TNT。起爆之后北墙确实被炸开了一个大口子，但弹药库的钢筋混凝土内墙没被穿透——这个细节在行动报告里被徐百川用“成功引爆弹药库”六个字概括了。不是郑耀先要夸大，是徐百川需要一份拿得出手的战绩向重庆邀功。在军统的潜规则里，行动报告的水分从来都不是秘密——戴笠也知道外站报上来的数字要打折扣，但只要不太离谱，他从来不追究。因为大家都这么干，追究一个就等于追究所有人。
“徐科长，那次行动我是现场指挥。”郑耀先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炸药的确炸开了北墙，弹药库的外墙也受到了冲击。至于弹药库是否完好，我们的人不可能翻进宪兵队的院子里去确认——爆破之后鬼子的巡逻队在九十秒内就封锁了整个区域。行动报告里写的‘成功引爆弹药库’是基于观察到的情况做出的合理推断，可能存在误差，但这属于情报评估的范畴，不是虚报战功。”
他的回答滴水不漏。既承认了可能存在误差，又把误差的性质从“故意造假”转移到了“情报评估的局限”上。徐秋影如果继续追究战果的真实性，就等于在追究军统在敌后作战中的情报评估标准——这个话题太大了，不是一个档案科科长能撼动的。
徐秋影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纠缠。她的手指移到了第二张纸上——那也是一份物资申领单的复印件，申领人还是赵简之，但日期是今年一月，申领物品是“德国造徕卡相机一台，胶卷二十卷”，申领事由是“外勤侦察取证”。
“徕卡相机。这台相机是今年一月从局本部的特种物资渠道拨下来的，在站里的固定资产登记册上编号为‘沪-固-四十七’。上个月局本部后勤处来函要求各站清点特种装备，我派人去行动组核查固定资产，这台徕卡相机不在库房里。赵副组长，相机现在在哪里？”
赵简之看了郑耀先一眼，郑耀先微微点了点头，示意他照实说。
“相机在闸北的一次行动中摔坏了。我们过苏州河上的铁路桥时被76号的人发现了，交火的时候我摔了一跤，相机从手里飞出去砸在了铁轨上，镜头碎了，机身也裂了。我带回来了，搁在库房最里面的架子上。”赵简之挠了挠头，“后来忙着别的任务，忘了报损。”
“库房最里面的架子。”徐秋影重复了一遍，从公文包里又拿出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空荡荡的木质货架，货架上贴着一张褪色的标签，上面写着“沪-固-四十七”。“我的人去检查的时候，这个架子上什么都没有。赵副组长，你说相机摔坏了放在架子上，但架子上没有。相机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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