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霞飞路被一层薄雾笼罩着，法租界巡捕房的清洁工正拖着水管冲洗人行道上的隔夜尘土。郑耀先在白俄餐厅吃完早饭后没有直接去76号，而是沿着霞飞路向西多走了两个路口，在永昌贸易公司斜对面的法商电车公司调度室门口停了下来。他站在电车站的遮雨棚下，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份折叠的报纸，倚着站牌做出等车的姿态。
这个位置是他精心计算过的。从遮雨棚的东南角望向永昌贸易公司的二楼窗户，视线恰好可以穿过梧桐树冠的一个自然缺口，清楚地看到那扇半开的木框玻璃窗和架在窗台上的双筒高倍望远镜。望远镜的镜筒正对着调度室的停车场方向，在晨光中反射出一道微弱的金属光泽。窗帘拉了一半，米黄色的布料在窗口轻轻晃动，说明房间里有人——不是风吹的，因为今天的风力不足以吹动那么厚重的棉麻窗帘。是人的身体经过窗帘时带起的气流。
郑耀先翻开报纸，用余光持续观察着二楼窗户的动静。大约过了三分钟，窗帘被一只手从内侧撩开了一角。那只手的手指细长，指甲修剪得很整齐，手腕上戴着一只银色表带的方形腕表——不是普通的国产货，看起来像是瑞士造的中档款式。手的主人似乎在调整望远镜的角度，镜筒微微向左转了大约十五度，然后固定不动。郑耀先顺着望远镜的新角度估算了一下视野范围——向左转十五度之后镜筒不再正对着调度室的停车场，而是偏向了调度室隔壁的法商电车公司行政办公楼二楼东侧的窗户。那个窗户是电车公司财务总监的办公室。
财务总监的办公室。一个商人每天花大量时间监视电车公司财务总监的办公室——这件事的含义耐人寻味。如果周永昌是在为某个情报机构收集电车调度规律，他应该盯着停车场和调度室正门，观察电车的发车频率、路线排班和维修周期。但他今天却把望远镜对准了财务总监的办公室，说明他关注的重点不是电车本身，而是电车公司内部的某个人，或者说，是这个人在办公室里处理的某些信息。法商电车公司的财务总监掌握着公司所有的资金流动账目，包括法国维希政府通过上海法租界向各个方向流转的秘密款项，也包括某些不便通过银行系统的现金交易记录。这些账目对于重庆、延安和东京三方面来说都有各自不同的情报价值。
郑耀先在心里给周永昌的画像添加了新的笔触。这个人不是一个简单的为军统或者关东军做外围观察的底层耳目。他的观察目标具备高度的选择性——从总调度室切换到财务总监办公室，说明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在找什么，也清楚地知道什么信息对谁有价值。这种专业水准不是街头探子能够具备的，至少受过系统化的情报训练。
一辆电车叮叮当当地从霞飞路东段驶来，遮住了郑耀先观察永昌公司的视线。电车停靠在站台前，几个乘客从车上下来。郑耀先收起报纸做出上车的姿势，但在车门关闭前的最后一秒退后一步留在了站台上。电车开走后他的目光重新投向二楼窗户——窗帘已经放下了，望远镜后面的观察者似乎完成了今天早上的第一轮观察。随后不到一分钟，永昌贸易公司一楼的门打开了，一个穿深灰色中山装的男人从里面走出来。此人四十岁出头，中等身材，体态偏瘦，留着一头整齐的偏分短发，戴一副金丝边眼镜。他的步态很快但很稳健，每一步的步幅几乎一致，双臂摆动的幅度很小——这种走路方式通常出现在受过军事训练的人身上。他从永昌公司出来后没有左右张望，直接右转往霞飞路西段走去，手里拎着一只棕色的公文包。
郑耀先将这个人的外貌特征与宋孝安报告中描述的张士超的会面对象进行了比对。年龄、身材、衣着风格——全部吻合。这个人就是周永昌。
郑耀先没有跟上去。尾巴有尾巴的工作，行动组长有行动组长的工作——他今天的任务是确认周永昌的活动规律和观察重点，为后续的深入接触做铺垫。直接跟踪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对象风险太大，尤其是在吴世宝的人还在盯他的情况下。他将报纸折好放回公文包，登上了下一班往东行驶的电车，在圣母院路下车后步行前往76号。
情报处的办公室里冯德昌已经在自己的工位上开始了今天的工作。他面前摊着一本厚厚的日文技术手册和几张昨晚新画的电路图，正在研究如何给九八式探测仪的定向天线加装一个自制的信号差分放大模块。他看到郑耀先进来时照常抬头叫了声“郑组长”，然后继续埋头画图。郑耀先走到他身边看了一眼桌上的图纸，问他周末去光华大学架设天线的准备工作进展如何。
冯德昌放下铅笔认真地汇报说他昨天晚上已经把天线阵列拆卸成六个独立部件，每个部件都用旧报纸包好装在一只帆布工具包里，从外观上看像是建筑系学生常用的测绘器材。备用电源用的是四节干电池串联组，输出电压稳定在十二伏，可以支撑探测仪连续工作四个小时。他还给探测仪的外壳贴上了一层从无线电杂志上剪下来的英文标签，万一被学校的教职员工看到可以谎称这是一台“大气电场测量仪”——这是他专门查了光华大学物理系的实验设备目录后想出来的掩护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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