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耀先从荣昌茶楼出来后,沿着南京路往西步行了大约十分钟,在人流最密集的先施百货公司门口停了下来。他没有回头,但通过百货公司临街橱窗的大块玻璃反光仔细观察了身后的街道。南京路上人来人往,有轨电车的铃铛声和沿街商铺的吆喝声混杂在一起,构成了一面天然的声音屏障。两个穿灰布长衫的男人在三十米外的布店门口站着聊天,姿态随意,但他们站的位置恰好能够同时监视到荣昌茶楼的出口和南京路往西的方向。那是陆中留下来确认他行踪的尾巴,手法老练但目的明确——陆中今天摆出的所有善意姿态都是试探的一部分,真正的意图是要判断郑耀先在面对突如其来的审查要求时会做出什么反应。
郑耀先没有刻意甩掉尾巴。在这种时候甩掉尾巴反而等于告诉陆中他心里有鬼。他继续保持着不紧不慢的步速,在南京路上逛了两家洋行、一家书店和一家钟表店,买了一份当天的《申报》和两本英文技术期刊,完全是一个有半天闲暇的商行经理在午后逛街的做派。两个尾巴跟着他从南京路一直走到了静安寺路,直到看见他推开永昌贸易公司的大门走进商行后才在街对面的电线杆下停住脚步,交换了一个眼神后转身往南京路方向走回去。
郑耀先在三楼办公室的窗帘后面站了片刻,确认尾巴已经离开后将窗帘拉好,坐到办公桌前展开了那份刚买的《申报》。报纸头版登载的是山本在特高课例行记者会上关于“治安强化行动”的后续通报——新闻稿中提到特高课在过去四十八小时内对虹口区多处非法物资储备点进行了集中清剿,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和通讯设备,击毙数名抵抗分子,沉重打击了抗日组织的活动能力。报道没有提到横浜桥纱厂爆炸案的具体细节,只说部分储备点在被清剿前遭到了“不明身份人员的蓄意破坏”。郑耀先将这段新闻反复读了三遍后把报纸放到一边,打开抽屉取出了陆中今天在茶楼雅间里摊给他看的那份“海燕计划”回电原文的副本。
陆中调阅张士超移交的工作资料,说明他已经从重庆拿到了正式授权,可以对上海站所有人员进行忠诚审查。张士超因为“海燕计划”的惨败被停职,这个处分在外人看来是戴笠对毛人凤派系的一次公开敲打,但实际上戴笠并没有趁此机会将副站长的位子夺过来——接替张士超的是同样是毛人凤心腹的陆中,戴笠选择了暂时维持派系平衡而非激化矛盾。这意味着郑耀先在军统上海站内部仍然是毛人凤派系的重点监视目标,陆中的到任不是监视的结束而是升级,他将在接下来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承受来自军统内部的持续压力。
他在脑海中将陆中可能的调查路径从头到尾梳理了一遍。陆中是一个从基层审讯员一步步升上来的老牌特工,他最擅长的不是正面交锋而是侧面渗透,从被人忽略的细枝末节中拼凑出完整的证据链。他会先从档案和文件入手,调阅过去半年甚至更长时间内上海站各组的任务记录、经费报销和通讯电报,在其中寻找前后矛盾和可疑的空白,然后他会找不同的人交叉谈话,用同样的问题问不同的人,在回答的差异中找到值得深挖的方向,最后他会在掌握足够多旁证的基础上与目标人物进行一次看似轻松的正面接触,在对方毫无防备的对话中用一句话或一个眼神击穿心理防线。今天在荣昌茶楼的会面就是这套流程中前两步完成之后的初步正面接触。
郑耀先拿起笔在纸上画了一个简单的关系网络图——陆中目前能够直接调动的人力资源包括他从重庆带来的亲信副官刘彪和周德胜,以及军统上海站内部毛人凤派系的几名中层骨干。他能够查阅的资料范围包括上海站各部门的工作档案和财务账册,以及特高课和76号在公开通报中涉及的与军统相关的情报。他不能直接接触的包括戴笠派系核心人员的私人通讯记录、郑耀先和徐百川之间的单线联系渠道,以及军统上海站行动组在部分涉共行动中的机密档案。这些信息壁垒是郑耀先可以利用的防线。
但陆中还有一个郑耀先无法控制的变数——中统潜伏上海站新任主任李政。根据宋孝安之前的侦察情报,李政上任后一直在暗中调查郑耀先的身份,中统在法租界的几个秘密据点近期对郑耀先的行踪和社交关系进行了多次侧面摸排。李政手下有一批专业的档案分析员,他们最擅长的就是从大量看似无关的公开和非公开记录中挖掘出某个人的活动规律和关系网络。如果陆中与李政形成某种程度上的情报共享或默契合作,两个系统的调查能力叠加起来将大幅压缩郑耀先的隐藏空间。
郑耀先在关系网络图的边缘写下了“李政”两个字,打了一个问号,然后将整张纸折好放进抽屉里。他现在需要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在陆中面前证明自己的清白,而是抢先摸清陆中手里目前到底掌握了哪些关于他的具体信息。这个任务只能交给宋孝安——宋孝安是情报组组长,对上海站内部各条情报渠道和秘密通讯网络了如指掌,也只有他能在不惊动陆中的情况下从陆中身边获取关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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