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了十一月，日伪政府推出了新的政策。
四九城开始推行保甲制度。
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一保，保长就是基层的实际控制人，负责落实日伪摊派、收税和维持治安。
保长手下带着几个狗腿子，平日里在街面上横行霸道，替日本人收粮收款，满城跑着催缴各种名目的税费。
有些保长稍微有些人性，收了钱便罢，不额外生事。
但更多的保长本身就是日本人的工具，仗着身后有日本人撑腰，巧立名目、敲诈勒索，今天要慰劳费，明天要治安捐，变着法儿地从老百姓口袋里掏钱。
不少人家被反复盘剥，一次比一次狠，连糊口的钱都掏不出来。
这些税费名目繁多，无孔不入。
有人头税、户别捐、门牌捐——这些都是按人头收的，一个成年人多少钱，一个小孩多少钱，一分不能少。
良民证每月要换一次，一张一块钱，不办不行，没有良民证走在街上随时可能被抓。
房捐按月收，地亩捐按季收，田赋每年每亩要交好几块钱。
还有各种行业税、屠宰税、婚帖税、饭馆税，连买卖粮食过个斗都要交。
更不用说什么报纸费——每家每户必须订阅伪政府的报纸——讨伐费、费、水灾款、并团费，五花八门，数都数不清。
这些税费直接压垮了普通家庭。
很多人，都跌破了斩杀线。
入冬之后天气一天比一天冷，四九城里每天都有两三百人死去。
有的人饿死的，有的人冻死的，有的人得了病没钱看拖死的。
街上的收尸车每天清晨都出来拉一趟，木板车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几具瘦骨嶙峋的尸体，用一张破席子盖着，往城外拉。
好在南锣鼓巷住的都是有些经济实力的，不是南城那样的贫民窟。
这片的保长，只收钱；
该收的税一分不少；
额外那些敲诈勒索的名目，也必须缴纳。
好在，没有害人性命。
各家各户的日子也都紧了起来。
晚上贾有才从安德堂回来，还没坐下，王翠兰就迎了上来。
她的脸色有些发紧，手里攥着一块旧布巾，说话的声音也比平日里低了几分：
当家的，今天保长带人来通知缴税的事了。
贾有才把外衣脱了挂在门后的钉子上：怎么说？
咱家四口人，一个没到一岁的也算一个人头。良民证、门牌捐、房捐、人头税，杂七杂八加在一块儿，这个月要交五块五。保长说了，明天过来收，不交就要抓壮丁。
贾有才弯腰把贾东平从床上抱起来，颠了两下。
小家伙正醒着，睁着一双黑亮的眼睛看着父亲，嘴里发出含糊的声音。
他一边哄着儿子一边说：交吧。好在每个月的工资都在涨，五块五还能应付。
王翠兰听他这么说，脸上的神色松了些，但还是有些愁。
她转身去灶台边忙活，嘴里嘟囔着：五块五呢，半个月的米钱就没了。
贾有才没有再接话，把孩子放在床沿上坐好，低头逗他玩。
五块五对他来说确实不算什么。
但对95号院里另外几户人家来说，就是另一回事了。
易中海这个月过得格外艰难。
他和张小花的积蓄这些年来为了求子寻医问药，花得差不多了。
他在轧钢厂做学徒，一个月只有二十块钱，刚好够两个人的吃穿用度。
米面油盐、炭火衣裳，样样都要钱，二十块钱本来就紧巴巴的；
如今一个月凭空多出五块五的税，日子一下子就捉襟见肘了。
张小花这几天脸上的血色明显少了，以前还能吃个半饱，如今只能吃个不饿。
贾有才有一次在井台边碰见她，看见她瘦了一圈，眼窝都陷下去了。
张小花也没了往日的精气神，打了水低着头就走了，连招呼都没打。
何大清家虽然好一些；
他厨艺好，在轧钢厂一个月拿三十块，比易中海多了十块——但日子也不比从前了。
那些剩饭剩菜带回来虽然能省一些开销，可该交的税一分不少，加上小谭氏身体不好，隔三差五要吃点药调理，每个月的进项剩不下多少。
中院正房里从前偶尔还能听到何大清扯着嗓子唱两句京戏，如今那些声音也少了，只有灶台里柴火噼啪的声响。
整个95号院都安静了下来。
男人们白天出去做事挣钱，晚上回来沉默地吃饭。
女人们待在屋里守着炉火和孩子，脸上的笑容少了许多。
柴火要省着烧，灯油要省着点，米面缸里的粮食一天比一天浅，每个人心里都压着一块沉甸甸的石头。
四九城的人在瘦，南锣鼓巷的人在瘦，95号院的人也在瘦。
贾有才看在眼里，但他没有办法让所有人都吃饱。
他只能顾及自己这一家四口，时常趁着空间探查确认无人注意的间隙，从空间里拿一些东西补贴家用——一小块卤肉、几枚鸡蛋、一块油纸包着的酱牛肉，分量都不多，刚好够一顿饭的。
这些东西他都是小心翼翼地带回家，不露痕迹地掺进饭菜里。
王翠兰问起，他就说今天东家给多了今天药铺发了点福利，她也就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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