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三字经》打底，贾东升背诵《百家姓》的速度快了不少。
小孩子记东西就是这样，一旦开了窍，越背越顺。
贾东升每天晚饭后坐在桌边，手里捧着那本泛黄的小册子，一字一句地念：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念得摇头晃脑的，虽然不大明白这些字合在一起是什么意思，但背得流畅顺口，跟唱歌似的。
王翠兰也跟着背。
母子二人坐在东厢房的地上，人手一根木棍，在泥地上写写画画。
贾东升写，王翠兰就写，两个人像比赛一样，你写一个我写一个，写满了就用脚蹭平，再重新写。
这种日子过下来，倒也不觉得苦。
四月份，贾有才在安德堂的收入又涨了一些。
名气在慢慢积累，回头客多了，口碑传得也快了。
他算了一下，这个月诊金加提成加起来有二十块五毛。
距离养家糊口的标准还差一点点，但他从空间里添了几块，凑了二十八块整，晚上回去交给了王翠兰。
王翠兰接过钱的时候没有多问。
她现在对贾有才越来越信任，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从来不刨根问底。
自从家里每个月都能存下一点钱之后，她的心思就全都放在了贾东升的学习上。
白天洗衣做饭收拾屋子，趁着空闲就拉着贾东升在地上练字，嘴里念念有词地复习前一天背过的内容。
贾东升这孩子倒也坐得住，别的小孩在外面疯跑疯玩，他能蹲在屋里写一个下午的字。
有时候许富贵家的许大茂在院子里扯着嗓子哭，何大清家的何雨柱跑过去看热闹；
贾东升抬头往外看了一眼，又低下头继续写他的字。
贾有才看在眼里，暗暗觉得欣慰。
八个月的积累下来，他在灯市口方圆两公里内，已经初步被大家认识了。
刚开始那两个月，病人进门看到诊室里坐着个二十出头的小年轻，扭身就走的情况时有发生。
如今这种情况少了很多，坐诊的孙老先生不在的时候，有些人已经不排斥让贾有才看病了。
那些患了小病小痛的人，看到老大夫面前排着长队，不想等那么久，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坐到贾有才面前来。
试了之后发现，效果还不错。
贾有才也积累了二百多份完整的医案。
每一份都工工整整地写着病人的姓名、年龄、住址、主诉、脉象舌苔、处方、用药剂量、复诊结果。
纸张越摞越厚，李掌柜有时候路过诊室门口，看见他埋头写东西，探头问一句：又记呢？
嗯，留个底。
李掌柜点点头走了，没有再问。
他虽然不明白贾有才为什么要费这个工夫，但看着那摞越来越厚的医案册子，心里对这个年轻先生也多了几分敬重。
关键是贾有才全面。
诊脉、推拿、针灸、开方、接骨——所有中医技术他都会。
一般的头疼脑热、风寒咳嗽、脾胃不和，他开了方子病人回去喝三五天就好了。
而周围街坊那些搬东西闪了腰、走路崴了脚、干活扭了筋的，到他这里来，推拿几分钟，当场就能缓解大半。
有人手臂脱臼了，他搭手一摸一推一送，咔哒一声就接回去了，病人连喊疼的机会都没有。
连李掌柜自己腰酸背痛的时候，也经常让贾有才给推拿几下。
他趴在诊室里的那张小床上，贾有才在他后腰上按揉了不到一盏茶的工夫，李掌柜站起来伸了个懒腰，浑身的酸胀感全消了，骨头缝里都是舒坦的。
贾先生，你这手活儿，比前街那个专门推拿的还利索。李掌柜活动着肩膀，由衷地说了一句。
八个月，他在灯市口这块地面上，算是初步站稳了脚跟。
时间过得比想象中更快，转眼间就到了1938年的年底。
日伪政府的保长刮地皮越来越厉害了。
各种税费的名目越来越多，征收的力度也越来越大。
年初的时候贾家一个月交五块五的税，到了年底，已经涨到了七块五。
这已经足够养活一个成年人了——一个壮劳力干一个月活挣的钱，有将近三分之一要填进各种税赋里去。
城里每天都在死人，南城的贫民窟里冻死饿死的尸体每天清晨都被板车拉出去。
南锣鼓巷这边稍微好一些，但各家各户的日子也一天比一天紧。
下半年开始，贾有才每个月都会出手一次。
有时候搞死一个落单的鬼子兵。
有时候是在夜里收走巡逻队里最后面那个士兵的灵魂。
有时候干脆就是一辆军车经过他身边的时候，车斗里的士兵集体消失一秒钟。
每次只杀一两个或者一小队，不敢动静太大，免得引起大规模排查。
年底统计了一下——这一年他用空间陆续做掉的鬼子超过了一百五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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