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开封的周王，兼并土地的结果，造成“田产子女尽入公室，民怨已极”。时人有诗云：“中州地半入藩府”，“惟余芳草王孙路，不入朱门帝子家。”
神宗的弟弟朱翊镠分封卫辉，占田四万顷；神宗诸子也群起效尤。
福王朱常洵是神宗爱子，朝廷坚持要按潞王标准给田四万顷，经过廷臣和地方官员的力争才减为二万顷。
瑞王分封于陕西汉中，朝廷赐给赡田二万顷，由陕西、河南、山西、四川摊缴租银。
大致而言，除了江浙财赋之区以外，全国的土地有相当大一部分落入了朱氏宗室的手里。勋戚和太监侵占的田地主要是在畿辅地区。他们依靠同皇帝的亲近关系，通过请乞等手段攫取大片土地建立庄田。如明武宗时，太监谷大用“假勘地之名，混占产业庄田至一万有余顷，侵欺子粒官银至百万有余两”。
权监魏忠贤一个人就霸占土地多达万顷。
嘉靖初年，林俊在疏中指出：近年以来，皇亲侯伯，凭借宠昵，奏讨无厌。而朝廷眷顾优隆，赐予无节，其所赐地土，多是受人投献，将民间产业夺而有之。如庆阳伯受奸民李政等投献，奏讨庆都、清苑、清河三县地五千四百余顷；如长宁伯受奸民魏忠等投献，进讨景州、东光等县地一千九百余顷；如指挥佥事沈传、吴让受奸民冯仲名等投献，进讨沧州、静海县地六千五百余顷。
勋戚倚势请乞之风一直延续到明末。
崇祯三年，朱由检的岳父嘉定伯周奎，一次就“援例乞给赡地七百顷，随从尉军三十名。”
这些事例充分说明了政治势力在土地兼并过程中的作用。
明代的财政，前期以本色，即米，布等实物为主，中期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白银等折色的地位逐渐上升，成了国家收支的主要体现物。
大致说来，供政府开支用的归户部、工部、光禄寺、太仆寺分别掌管，其中主要是户部的太仓库。
从矿冶征收的税金和漕粮改折的金花银，照例解送内承运库，除了一小部分作为武臣的俸禄，绝大部分都供御用，成了皇帝的私财，一般称为内帑。
由于明中后期皇帝挥金如土，每年一百多万两的金花银满足不了他们的欲壑。
从明武宗开始，就不断提取太仓银两供内用。
万历年间，宁夏、朝鲜、播州先后用兵，花去了大量军费。
朱翊钧又以婚礼、珠宝、袍服等名义，向户部索取白银多达一千余万两。
更加上乾清宫等修建工程，最后弄到“太仓、光禄、太仆银括取几尽”，国家财政入不敷出。
原先各省、府、州、县还有自己的小家底，供地方不时之需。
后来几次下令，把外库的藏银输解户部。
如天启六年，根据南京操江御史范济世的建议，熹宗朱由校发布上谕说：“朕思殿工肇兴，所费宏钜，今虽不日告成，但所欠各项价银已几至二十万。况辽东未复，兵饷浩繁，若不尽力钩稽，多方清察，则大工必至乏误，而边疆何日敉宁。殊非朕仰补三朝阙典之怀，亦非臣下子来奉上之谊也。”
因此下令各地加紧搜括，藏银一律解送京师。
这种竭天下之力以奉一人的做法，终于导致了内外交困，加速了国家财政的全面破产。
国家财政既陷于绝境，皇帝的内帑又舍不得往外拿，为了应付日益增多的军费开支，朝廷就不断地加派赋税。
这让韦宝要钱粮，也只是诉苦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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